所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达不到公民共识的，我们始终会在公民行动之外追求某种特权消费品，而这样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必定是一个特权社会。

    去年七八月份，我连续去新加坡开会，新加坡人告诉我，李光耀跟中学生精英座谈，但是中学生只提出一点：你讲的都对，你也是善待我们，也是爱你的人民的。但是，我们只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有选择。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在索取消费品时必须承担等值的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必须要和我们的公民权利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的行动者必须是公民，你在满足消费品的需求时，要对你的组织、你的地区、你的国家有公民意识，要有公民判断。中国要有一批精英和准精英以行动来指出，仅有一点物质财富是不够的，更要以行动来冲击现实社会。我们看，韩国也好，台湾地区也好，民主宪政转型时学生的担当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呢？

    我认为广东在这一点上尤其需要改变。广东多年来一直以自己的务实沾沾自喜，我早在文章中公开指出，务实从低端看就是唯利是图，从高端看就是追求发财，以务实来形容广东，是侮辱广东人的智慧。在近代中国刚刚踏入现代门槛的时候，我们广东就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样的人，他们是务实吗？不，他们是真正以世界眼光谋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驱。但是现在，“务实”的广东人丧失了宏观谋划理论能力，丧失了筹划全局的可能空间。

    因此，我们今天要突破的，就是与我们如何形成新的公民共识相关，我们要在消费社会里建立一个非依附性的消费自信，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消费建立在真正的规则产品消费上，比如民主、法治、宪政等。在这一点上，任仲夷生前一再号召的“深圳特区一定要敢于有政治特区的筹划”，我认为是非常英明、非常睿智的。

    两年前，我和高尚全有一个对话，我说中国的改革要突破，其他地区依然比不上广东，为什么？很简单，广东毗邻港澳，广东人的社会心理接受改革，广东已经有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广东现在有非常雄厚的物质财富。在这一点上，广东应当是有自信的。我现在的断定是，不断领风气之先，永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这就是广东的责任。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任剑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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