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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失守的底线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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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童大焕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6 22:24:17 | 【字体：小 大】 |
2005年，古老的神州大地、灿烂的文明古国发生了把活人送进火葬场的悲惨故事，故事的原因，当然是当事人的家属在药费昂贵、求告无门下被逼无奈。2006年开春伊始，走在我国现代化前列的大上海，又发生一起令人唏嘘的公德沦丧事件：一位身患绝症的七旬老人，乘坐820路公交车前往医院复检，售票员四次动员乘客给老人让座皆无果。73岁的朱祥林老人颤抖着掏出病历，虚弱而苦苦哀求着：“我一个肺癌病人，真的撑不住了，谁能给我让个座？”然而，换来的依然是众乘客冷漠的白眼（《东方早报》）。
故事的结尾是这样“善终”的：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指着坐在离老人最近座位的一位中学生吼道：“你，把座位让给老先生！”中学生在惊恐中慢慢移开了座位。在经过五站路后，老人终于有了座位，而直到三分钟后，恢复正常呼吸的老人才能够说出“谢谢”二字。
众目睽睽之下这样一种结果，真的看得人心里冰凉。不要说是公德礼仪缺乏，甚至连基本的怜悯心都没有。古人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今似乎早已灰飞烟灭，不由人不生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感慨。对此，有人认为这是素质教育的不足：公交车上常有不少孩子上车抢座位、不给老人让座等，而他们身边的家长也没有及时进行教育。有人建议交通部门适时推出公交车专座专用的强制措施，保证老年人等有需要的人群能切实享受到这个福利。
然而，社会底线伦理一再失守，如果仅仅归因于公德教育，或者仅仅寄望于“严刑峻法”之类的强制措施，即便有效，也有限得很，而且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以我在一些中小城市的经历来看，记忆中给老弱病残孕让座还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可是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客观地说，让座的事还是比较常见，但比起中小城市来说，似乎还是差了那么一截子。为什么文明大都市反而在人的素质问题上出现某种程序上的“文明倒退”？这个问题也许首先要从公共交通的拥堵上求解。
众所周知，大城市的拥堵已经成为都市生活的头号难题，正常行驶20分钟的路程，跑出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是家常便饭；堵的同时是拥挤，大量的汽车堵在路上，不能及时到达站点，导致车辆极度超载。最甚者莫过于车上已经挤不进人了，下面的人还一直想往里挤，结果导致车门关不上，汽车无法开动，而挤在门口的人却坚持不愿意下去等下一辆。这样的“风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有几个没有见过、没有亲历过？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大量的时间、精力耗在上面不说，心情也随之焦灼不堪疲惫不堪。随便找一个下班时间去挤一下公交车或者地铁，看一看哪一次不像是一场战斗，看一看车上有几个人不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就知道了。忙忙碌碌，上完一天的班还得经受这样的折磨，这时候的很多人很多人，虽然从年龄上也许并不老弱病残，但他们在身心上也许早已经陷入另一种老弱病残。
那么，为什么公共交通总是这样的拥堵不堪？难道这一切就是大都市的宿命？不是的！公共交通拥堵不堪让人疲惫不堪也让社会公德“世风日下”，首要的责任在于道路等资源的安排不合理。以北京为例，1700万瞬间人口，200万辆小汽车，以每辆小汽车行驶时平均乘坐2人计算，说明至少还有1300万人要靠公共交通出行，二者之比是1300：400，如果按人的绝对平均来算，则该城市至少应该有76%的交通资源用在公共交通上。然而，现实情况是，不要说76%，就是倒过来，三分之一用在公共交通上，比如画出三分之一道路作为公交专用道，公共交通就足以畅通无阻，拥挤情况也可大大缓解了。
因此，当社会的底线伦理一再失守，首要问责的，应该是制度伦理。制度不伦，人性与道德就“礼崩乐坏”。其次再来问人的内在良心与道德。在让座问题上，后者也还有个从强到弱的次序，当让座的需要摆在面前，需要挺身而出的依次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姑娘、中年人、中学生，而小学生自身属于需要照顾的对象，不在此列。在这里，中学生仍然属于“次弱者”，因此，本事件中对于中学生被迫让座，我还是觉得不够“圆满”，有“欺弱”之嫌；对于“教育学生”一说，也认为仍有点“避重就轻”。
2006-2-23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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