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了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这个用来度量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的调查报告称，2005年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而排名第一却是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真是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中法纳税人在“痛苦指数”上有可比性吗？

    还是用事实说话，据专家公布的数据：
    －－我国内地宏观税负最低是1996年的10.18％，2004年达到19％。目前宏观税负水平与发达国家持平，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则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2004年达到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税收增长了6倍多。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2004年，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

    经济发展税收增长当然是大好事，然而与此同时“痛苦指数”居高不下问题就严重了。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笔者认为还是官本位所致。

    税种增减、税率增减历来是发达国家政党和议会争论的焦点，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选民切身利益，稍有失误就可能满盘皆输，所以每个政党出台税收方案无不慎之又慎。

    反观我国，设置任何税种、确定任何税率全由政府一手包办。利弊何在？依据是什么？能达到什么目的？取得过什么试验效果？官方从不公开讨论，更没有可供比较的方案让纳税人选择。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选择调节贫富收入差距的消费税为基本税种，我国却选择了保证平均纳税的增值税为基本税种。

    当然，1994年实施增值税时国民消费水平还不算高，如今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名列前茅，已成了宾利汽车、欧米茄表的主要消费国，穷奢极欲的高消费令世人瞠目。然而给穷人减点税三年五年落实不了，给富豪加点税十年八年没有动静－－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福布斯统计的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只是有据可查的部分。其实那些让人不敢怒不敢言的隐形痛苦更多。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虽然得不到任何服务，小商贩缴纳的工商费已经超过了地方税。政府部门绞尽脑汁用权力寻租，各种名目的收费和摊派令企业苦不堪言，执法经济事实上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创收来源。

    税收如果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使多收一些也无所谓。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已经囊括了国民的生老病死，公民没有工资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谁还会对多交税有怨言？

    我国的问题是纳税款只要进了政府金库，便如同进了深不可测的无底洞，政府究竟怎么花的谁也不知道。政府每年那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都是玩弄数字游戏，拿白脖子代表们开涮。老百姓关心的政府开支：如吃喝招待、罚没款用项、购车、装修办公室等等向来是核心机密。媒体不敢监督，人大代表从不过问。

    痛苦指数与幸福指数紧密相关，纳税人的痛苦指数高了，用税者、收税者的幸福指数必然随之上升。虽然政府很少公布官员们实际得到的福利，但新起的政府大楼、新增的豪华汽车、以及持续提升的官员工资福利足以说明一切，于是便有了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中国特色。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特色则是欠发农民工数千亿元工资、成千上万无助民众上访。更可悲的是，还有数亿民众只交税却享受不到任何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义务教育福利－－此类国家恐怕这个星球上已经屈指可数。

    说到纳税就不能不说说收税成本问题。据专家测算，中国收税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四五倍。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税务部门提取的税费比例是多少，大家只知道税务工作者收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少地方政府为了保财政纷纷出台措施，税务局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可提取百分之八到十的回扣奖励。于是创造了世界税负“痛苦指数”之最的中国税务官员，便成了中国率先致富的最幸福工薪族。

    《福布斯》公布的中国税负痛苦指数，采集的是北京地区数据。首善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纳税人所“享受”的痛苦指数恐怕还得加上N次方。

    自从打开国门以来，来自国外的对比数据越来越多。过去披露的腐败指数、污染排行、基尼系数每每让国人汗颜。主流媒体对此大都不予置理，充斥版面的永远是正面典型、光辉形象。但鸵鸟政策改变不了现实，打开的国门和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使愚民政策显得愈发荒唐可笑。今天，当局已经到了虚心与国际社会接轨，认真反省自我的时候了。

    税负直接关系到每个国人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国民意志，让民众独立表达愿望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利益问题协调好了，社会和谐水到渠成。

    当然，指望中国在一个早晨出现奇迹也不现实，但沿着以民为本的道路走下去，用宪政民主逐步剔除以官为本的污垢渣滓，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