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没有比“禁了你”让我更爽的了。广电总局最近发飙得厉害，在继连续叫停一些“低俗”广播电视节目之后，又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其中包括自10月1日起，禁止省级卫视黄金时段播选秀节目等。

这个广电总局，仿佛成了一
座“只禁城”。媒体列出一串广电总局的“叫停”“禁止”：8月15日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叫停；8月23日群众参与的整容变性节目被禁；9月13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等5电台涉性节目被叫停；9月19日宁赣晋3省级电台4套涉性节目被叫停……这叫越禁越来劲。然而，他们千恨万恨，最恨的还是不包括央视在内的省级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其他叫停涉性节目仿佛都是为给选秀节目念“紧箍咒”作的铺垫，这里头的“情结”不知道什么时候结下的。

广电总局一次次咒念“紧箍咒”，一次次努力“赶尽杀绝”，也赢来一些“叫好”声。所有的禁止都不难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担心你“堕落”。广电总局一位官员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这种选秀节目如果太多、太滥了，一定会影响到孩子学习，也助长了青少年一夜成名的浮躁心理；“现在我们担心的是选秀节目太多了，而不是量太少了”（9月22日《新京报》）。个别人学习受影响、少数人一夜成名的心理被助长，这并不等于“堕落”，但在伪崇高者眼里，这大抵就是洪水猛兽了。

广电总局的“禁令偏好”，有着一种“权力暗爽”。这种权力的来源，就是《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整整十年前的９月１日，《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出台施行，一看就是一个部门立法的成果。这个条例第32条规定：“禁止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一）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二）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四）泄露国家秘密的；（五）诽谤、侮辱他人的；（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大大小小的“节目问题”，都在这里给囊括了。第五章则是专门的《罚则》，用宏大的篇幅规定了种种处罚尤其是罚款的情形。

更关键的是，其中两条“事前”与“事后”的“管理”之规定——第33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进行播前审查，重播重审。”第43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出停止播出、更换特定节目或者指定转播特定节目的决定。”如今广电总局动不动“叫停”，就是来自这第43条的“授权”。而这样的权力设置，主创者显然就是十年前的广电总局自己。

这个规定不更改，广电总局就可以一直发飙下去。加上广电总局不换脑袋不换人，他就可以将“人治”与这个所谓的“法治”永远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布鲁纳说：“法律是一种可预见的秩序。就人类而言，法律所提供的正是这种服务，但这也是法律所承受的负担及其所隐含的危险。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作为法规，恰恰不是“对抗专断”而是“保护专断”。

学者孙立平说：“当社会取缔了不完全真实舆论的时候，往往也就取缔了舆论本身。”同理，当官方取缔了不完全高雅电视娱乐节目的时候，往往也就取缔了娱乐本身。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者提出了警告，他认为，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象，这种国家想象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在“只禁城”里享受权力暗爽的广电总局有关官员，患的就是这种激进的“乌托邦想象”。

无论你如何贬低“选秀”节目，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且受到公众一定的喜欢。百姓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何况它也只是万千娱乐形式娱乐活动中的一小条支流而已。监管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毛病出什么部位，这才是可悲可怕、可笑可叹的地方。我国的食品安全卫生最需要强力的监管，很需要广电总局的那股“只禁城”精神，所以我郑重建议，将广电总局的人马调去监管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那样既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又让他们充分享受权力的暗爽，还能有益于百姓吃得安全，再好不过了。

“越禁越来劲”的权力暗爽，已然成为一些官员的最大“娱乐”。权力暗爽，根源在于巨大的权力失去了边界。那么，如何在没有边界的权力面前设置边界？法律法规的正确设置，就是必由之路；如果法律法规错误设置，那必然适得其反。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广电总局捧牢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就不去想根本大法里的根本规定了。如今，只换水龙头是没有用的，应该根治水源——必须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提起违宪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