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山西绛县103名农民工讨要近13万元欠薪，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绛县一位陈姓副县长曾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的工钱仍没影儿。陈副县长后来解释说，他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不用问，陈副县长肯定少不了要挨骂。不仅他要挨骂，县政府也要跟着挨骂；不仅县政府要跟着挨骂，整个政府形象也要搭进去。商鞅立木取信，新法才能顺利推行。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人无信不立。”言而无信则自取灭亡。这样的典故，这样的道理，粗通文墨的人都耳熟能详，堂堂副县长焉有不知之理？

有求于你的时候就百依百顺，捶胸顿足，赌咒发誓，你要天上的月亮他都答应给你摘下来，无求于你的时候就翻脸不认人，这种做派按理只应该是江湖小混混的做派，堂堂副县长竟用这套江湖把戏来对付求助于自己的农民工，不仅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不仅不尊重人，而且根本上说是不尊重自己。陈副县长之挨骂，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国骂，实在是自讨苦吃，活该！

但如果换个角度看，陈副县长又不免有些委屈。我想陈副县长其实不是不知道他那样做的可鄙；人都有羞耻之心，况乎陈副县长这样的知书识理之辈？他哪里会不清楚，他那样的狡辩没有任何说服力，无论他怎么狡辩，他都必然要为他的江湖把戏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明知可鄙，明知代价巨大，总之明知不可为而竟然为之，其中一定应该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既是难言之隐，当然就不要指望陈副县长说出来，还是我来帮他说吧。

103名农民工堵到陈副县长的上级机关运城市委上访了，大概是运城市委指令绛县来运城领人，“谁的孩子谁抱”，绛县惹的麻烦，还是你绛县自己来解决吧。解决了一切ok，不解决，绛县一干官员的乌纱帽就很可能不保。这个苦差没人愿意干的，可能推来推去，最终不幸就落到了陈副县长身上。他硬着头皮去了。但是他能怎么解决呢？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嘛？他没那个胆。而且真要那么做，只会把事情闹的更大，弄到无法收拾；不抓起来吗？那就只好坐下来谈。谈的主题，当然只能是如何补偿农民工的损失。但他也没办法补偿，用个人财力补偿吗？即便他有这个财力，他也决不情愿，也没有这样做的理由。让老板来补偿吗？老板要愿意补偿的话，要拿老板有办法的话，早就没这麻烦事了。只好同意政府补偿，可他只是区区副县长，政府补不补偿，也不是他说了算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明镜儿似的，但农民工想必不那么清楚，真把他当个县长了。他就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等，利用农民工对自己的轻信，代表县政府承诺了再说，在规定时限内把农民工哄回去算数。至于承诺能否最终兑现，那就只好骑马看马了。若以善意来揣测陈副县长，或许他回去会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他的处理情况，建议兑现用县财政补偿农民工的承诺。但问题是这个头哪里能开呢？这个头要是看了，昨天是103人去运城市委闹，估计明天就该是1003人去山西省委闹了。闹不上多久，且不论绛县财政很可能是吃饭财政，就算县财政有金山银海，也经不起折腾，也只好破产呀。于是只有一个选择：县财政一个子儿也不掏。只苦了这倒霉的陈副县长，他没辙了，只好拉下脸来做个恶人，彻底推翻原来的承诺。

事情的本来逻辑，我想大致是这个样子。很荒诞，但又别无选择。其实，这事原本不必劳动陈副县长的大驾，甚至原本无须惊动政府。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类似的纠纷本来不至于到处发生。即或偶尔发生了也没关系，民间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完全可以通过民间的自我调节来解决；纵然再退一万步，复杂到了民间的自我调节也不能解决的地步，仍然没有关系，还可以走法律渠道，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求得救济。总之，只要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样的问题就始终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问题，就有千种万种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可以波澜不惊。但如果这样的前提并不存在。如果政府过于强势，什么都要管，为此不惜牺牲民间的自组织能力，不惜牺牲司法公正。那么一旦发生问题，哪怕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问题，都会很难在政府之外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么就只好去找政府。麻烦也就都是政府的了。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问题，都会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层面，动不动就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几乎所有问题都容易被放大，解决问题的成本因此只能最大化。而且这种不断最大化的趋势，往往是你追我赶，让人有不知伊于胡底之烦。而政府的资源，任何社会组织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应付这种不断攀升的最大化的成本。

陷于这样的困顿中，陈副县长不哄人又能怎么办呢？可鄙固然可鄙，荒诞固然荒诞，但最可悲的还不是这种可鄙和荒诞，最可悲的在于这种可鄙和荒诞仍将延续下去，问题仍将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