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倒台，中国舆论拍额称庆之余，私下仍然怀疑这是否是大陆政治开始转向清明的前兆。

　　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体制下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如此大员被惩治居然无法让民间相信政府反腐决心，是因为有了经验教训。

　　1995年，与陈良宇同属“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当局调查三年后被发现贪污了人民币60万元，于199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1995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人民币5兆7733亿元，这个数字到了2005年已经飞跃成长到18兆2321亿元，十年间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三倍，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也一样突飞猛进。陈希同的涉案金额当年不过60万元，到了2006年的陈良宇，涉案金额则高达32亿元，十多年间增长了5300倍。

　　与发展经济表现得义无反顾的决心和意志对比，中国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步伐却显得瞻前顾后，举步维艰。没有监督的权力在社会经济规模扩大、政府财政充裕的情况下，也跟着“水涨船高”，在制度的缝隙中开始贪婪地掠夺。

　　胡温主政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依法执政”、“以人为本”，试图扭转吏治，奈何不完备的体制让贪官污吏的机会成本极低。因此中央政府言者谆谆，地方官员听者藐藐，大家也在观望：依法执政到底是不是玩真的？

　　突然平地一声雷，在中国官场中振聋发聩。事件是否是派系斗争还可以争论，但是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良宇是否清白，则似乎已经有了定论。

　　然而如果事件代表的仅仅是又揪出了一个腐败官员，意义显然不大。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里，到底还隐藏着多少大大小小的贪官？对付他们难道只能靠中共中纪委的检查组随机调查？

　　在通过陈良宇案展现了反腐倡廉的政治决心和意志后，中共应该要做的是把这个决心和意志通过制度固定下来，不只明确官员的各种法律责任，更应该在司法之外让媒体的监督制衡也制度化，让所有贪官在媒体的批评揭露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揭发陈良宇之前，中共已经表露出要治本的企图。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任期、交流与回避发出三个法规文件，27日又宣布强化人大常委会制衡“一府两院”权力的《监督法》；同时，胡锦涛也呼吁“党外人士”对中共进行“民主监督”、“政治监督”。

　　法律威慑是最后的防线，虽然它比官员的道德自律更有效，却不如媒体舆论公开和及时的监督。

　　一位大陆博客问得好：“谁听说过陈良宇的恶劣政治影响？”在贪官倒台前，民众看到只是他们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正面报道和形象。

　　该博客正确地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一个把可能产生‘恶劣政治影响’的官员政党政府行为，置于随时随地被批评、被揭露、被监督、被制衡和被法办环境中的社会。”

　　虽还未至，心向往之，这是建构“和谐社会”应该自许和努力的方向。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