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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红就紫，一紫就死：中国企业的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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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郎 文章来源：百灵社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3 20:18:10 | 【字体：小 大】 |
人们讨论企业的“基业长青”、“永续经营”，并非就是希望作为社会组织的企业能够永远不死，因为，任何社会组织都如同生命一样，总是有其生命周期的。严格地说，这样的讨论只是指如何延长企业的寿命，使之成为百年老店，使之成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而必须以“历史时期”作为时间单位来衡量的、长期造福社会的宏伟事业。
从西方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历史来看，这并不是异想天开，事实上，一些至今仍在运营并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将业务发展到中国来的西方公司，甚至已有近四百年历史的长寿老者，她们在年龄上虽然寿比彭祖，但其组织机体的青春活力，却远在大多数中国还处于幼儿期的企业之上。西方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全球性的制造商和经销商Fiskars公司，就成立于1649年，其子公司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共拥有4300多名员工。Fiskars的亚洲采购中心位于上海，为其母公司提供全球性的采购、质量管理和物流服务。这些曾经跨越并见证过人类不同时期历史的公司，至今风采依然。说她们“青春焕发”恐怕是不恰当的，因为，她们至今未曾真正显示出衰老的迹象！
在 “做强做大”作为口号的另一面，中国企业的存活率低、寿命短，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特别突出的一道历史的和现实的风景，这样一片风景，看来在相当时期内依然不会走出人们的视野：
——1957年的美国S&P500企业在1997年时只有74个仍然存在；其中只有12 (2.4%) 家企业从1957到1997年始终业绩好于整个股票市场。
——1955年的财富500强企业今天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还存在；财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40-50年。
——全球华人家族企业的寿命为10.3年，而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9年；好的民营企业也难逃八年轮回的怪圈。
在一些媒体对企业家所作的问卷调查中在，不少企业家的回答中，柯林斯和波勒斯合著的《基业长青》一书，经常出现在他们“目前正在读”或“明年打算读”的答案中。这既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对企业“基业长青”的高度关注，而从这种高度关注的现象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企业“活不长”是中国企业一直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到了使企业家深感焦虑、并意识到到非深入思考不可的地步了。
我还没有见过关于中国企业的存继周期的准确的统计，根据从1993年到2002年连续5次的私营企业抽样调查，1993年之前私营企业平均存继周期只有4年，2000年提高到了7.02年。另一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集团公司平均寿命是7至8岁，而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岁。中国企业每年倒闭的数量比象美国这样企业存继周期较短的国家也高出10倍。中国企业刚出生不久就死掉的“死婴”比例如此之高，不能不令人震惊！
有关企业殇夭、“巨人”猝死的报道，早已成为媒体上丝毫不让人以为新鲜的话题，仅仅简单地罗列这些“猝死”的企业，就足以编辑一本“中国企业非正常死亡名录”，我看不出这样的罗列有什么意义，当我列举这些当年人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和品牌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这种沉重的心情，也促使我深入思考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
中国企业如何才能避免重演这种“江山代人名企出，各领风骚只几年”的悲剧？
中国企业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机体真正强壮？
为什么一个个庞然大物，却总是经不起看起来像是纯属意外的轻轻一击？
中国企业为什么逃脱不了“成长得越快，死得也越快”的宿命？
每个时代，都有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产生了显著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历史进程的人物群体，他们配置了那一时代的最重要的资源，并成为那一时代的领军人步。如果说十六世纪是宗教改革家的世纪，十七世纪是航海家的世纪，而十八世纪的音乐家对人类的精神以最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则属于文学家，二十世纪属于政治家，那么，有人预言，企业家和科学家群体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以最为深刻的影响。今天，企业家的功用比科学家更为显著，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资源战略如中海油等国家战备布局，已经越来越多地借助企业这一载体来实施而得以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成为新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企业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企业家的成败已经不仅仅关乎企业家个人，更关乎整个社会，企业的生存能力、管理水平已经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作为时代的主角，今天的企业家必须肩起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企业家要成功，企业要赢，然而，很少企业家认真思考过：企业的成功为什么是企业家的一种天职？企业要赢的真正动力来自哪里？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杀鸡取卵，为了短期的利润而十分轻易地牺牲了企业长远生存和发展，为了盲目的增长而忘却了内力的修炼，为了短暂的虚荣而忘却了实力的积聚。
一些企业家从一开始就带着投机的心态，而不是真正的事业心进入了商界的竞争，哪里有钱赚，就疾疾乎奔赴哪里，他们只把自己当作一台会移动的赚钱机器，未尝有志于在经济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只能经济大潮中随波漂流起伏的漂萍，于是兴也忽忽，败也忽忽。
一些企业家起于草根之间，搏击于商海之上，改革开放既是他们展示商业才华的舞台空间，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时代背景，但是，时迁代移，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表现得还比较迟钝，还停留在过去有限的个人经验阶段上，因应变化的能力越来越显得欠缺。
一些企业家不可谓不雄心勃勃，他们在创业的征途中甚至浓抹重彩画出了令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他们中有的人因此还获得了相当体面的社会地位，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成为明星式的人物，成为众人瞩目的“当代英雄”，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免眩目在强烈的聚光灯里，忘记了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考虑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而一味追求快速增长，或是盲目追求多元化，结果演出了一幕幕巨人或折乾沉沙、或轰然倒下、或黯然消逝的悲剧，这一幕幕悲剧既惊心动魄，又令人扼腕长叹，更值得人们深思。
对于能够大量支配着社会最主要、最大量资源的企业家阶层而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并非夸大其词，因此，企业的成功并不仅仅意味着企业家个人梦想的实现，更是今天的企业家不可推卸的天职。没有这样的“天职意识”而导致企业的失败，是在浪费企业家掌握的全部社会资源，失败是什么？失败就是严重的失职，是对社会和时代的亏欠。
一些企业家的责任感缺失而追求短期利益、追求盲目的扩张，企业“一红就紫，一紫就死”，这其间，政府官员的推波助澜、学者——特别是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媚俗以及的良知、道德勇气的缺失，也“功”不可没。
作为经济总量指标，GDP并不考虑经济总量的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分配，不能衡量企业的效益、质量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不能衡量社会公正以及企业是否能够基业长青。在相当长时期里，GDP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体现、考核的重要依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就演变成 “以GDP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演变成为“增长是硬道理”。于是，经济总量增长成为官员的“最爱”，成为官员顶礼膜拜的对象。
地方政府官员这项“政绩”硬指标，就落实在企业家的身上，作为对企业家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有的与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相违背，有的甚至是与法律相抵触，这些政策几乎无不催生新的企业，鼓励企业不顾内力与条件限制的规模扩张。而企业家也乐于得到政府官员的有力支持，大上项目，扩张规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哪一个企业家愿意得罪政府官员？哪一个企业家不愿意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最后，疯长——盲目扩张、后继无力的增长——的苦果，还是由企业家来独吞；根据某些与法律相违背的政策得到的甜头，还是由企业家来买单。当然，为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买单的，还不仅仅是企业家，还有全社会。一些引进的有污染的项目，竟颇能体现地方官员的“政绩”，这些项目落地后造成的环境破坏，则需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来买单！这已经不是在造福一方，这不是“政绩”，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了。
今天，学者评价的尺度或许不再仅仅是其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尤其是其良知与道德的勇气。
是这些学者没有说话的机会吗？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也给经济学家提供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新闻媒体越来越发达，对评论和其他体裁的文章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局面；他们具有对经济事务的发言资格，社会要求他们对经济事务和动向、企业的发展方向的发言责任。
是学者们的表达必须冒什么政治或经济上的风险吗？显然也不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对经济领域的事务发表意见的时候，并不存在受到“处罚”的风险，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他们的声音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得到最广泛同时也是最为谦逊的倾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要么自我设限而选择了沉默，要么介入了推波助澜的大合唱！他们中的一些聪明人，除了偶尔提出一些貌似深刻的问题借机显示自己的高明与博学，或是发表一些舍近求远的批判，避实就虚泛泛而谈以及似是而非的批评，而对显而易见的错误，却不愿意当头棒喝，直到一些企业出事了，一些企业家锒铛入狱了，才纷纷现身，开始语重心长地批评企业家的种种失误。
一些企业家无可挽回地以失败告终之前，这些学者们都干什么去了？不久前，一位青年学者指出，德隆事件拷问学者的良知，实是值得关注的诛心之论。如果学者不能够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独立的声音，如果学者连“不会被收买”的基本操守都已经不能坚持，那么，作为学者，就已经触到了为文为人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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