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有关部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的打黑除恶工作，目前并没有画上句号，打击黑恶犯罪势力的力度将继续加大。

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的发展，已不简单是刑事犯罪，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正视和解决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已成为打击黑恶势力的突出命题。有资料指出，当前中国打掉的涉黑犯罪团伙中，无业人员、两劳释解人员等社会闲散人员占较大比例。

黑恶势力的市场在哪里？一些“打黑”民警认为，每打掉一伙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揪出一批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政治上的目的。

在辽宁省近几年破获的一些涉黑案件中，有的民警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有的出借枪支。辽宁省前两年侦办辽阳等地系列涉黑大案时，涉案的64名党政机关人员中，有32名警察。在这些民警中，有市公安局局长、普通干警、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看守所民警。涉案的其余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广泛，除党政干部外，还包括工商局、税务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资源局、银行、街道办事处等方面的公职人员，而有的律师事务所也出现在其中。

这类公职人员为什么要找黑社会的具体原因：

一是个别政府官员或政法干部有意识地雇佣黑恶势力实施报复他人等恶性犯罪活动。在湖北老河口市，市委党校的一名职工曾两次被余林涉黑组织殴打，后查明是受到当地一名政法干部指使的报复行为。在江西省安义县，原县长陈锦云为了当上县委书记，重金雇佣陈家友等当地黑恶势力，用汽车将时任县委书记撞伤，在自己如愿以偿当上县委书记后，又指使黑恶势力将一位县委副书记刺成重伤。

二是有的黑恶势力不但为基层干部办“黑道上的事”，还为基层干部办“白道上的事”。一些地方执政能力缺乏，出现管理真空，黑恶势力借机插手，“帮助”政府“摆事”。在东北农村，有的乡镇曾发生过黑恶势力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的情况；在城区，也有黑恶势力在市场上“协助”工商执法，帮助城建部门搞拆迁。

在有的地方黑恶势力甚至还能身穿制服，直接“上阵执法”。陕西长安县郑卫国涉黑团伙为垄断当地土方工程，同县土地局达成协议，每年缴纳3万元管理费，就有权对当地挖沙取土情况进行检查。有的团伙成员还穿上了“土地监察”制服，在县里公开履行“土地监察”职责，同时牟取暴利。

有关人士认为，黑恶势力滋生的关键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缺位和效能低下，黑恶势力趁虚而入，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因此，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地方，往往是基层政府组织软弱无力，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或对涉黑犯罪认识不清，打击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