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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不是橡皮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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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不详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28 19:52:59 | 【字体：小 大】 |
倒写的“福”字在汉语世界受欢迎的程度，充分表明国人追求幸福的愿望之强烈。时下北京奥运更以福娃作为吉祥物，更是催生着国人追求幸福的欲望。然而，在什么是幸福，如何追求幸福等问题上，却仍然是典型东方式的人言言殊、暧昧混沌。
福的原初意义，象以瓶酒致祭于神主之前，祭神自当获福，得神之助。在此基础上，国人有了福禄寿喜、福星高照的追求，有了象征物质富足的胖乎乎的福娃，有了倒写的福字。汉语思维习惯本来就缺乏明晰精确的因子，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尤其体现了暧昧混沌的特征。再加上权势集团及其帮闲故意混淆视听，幸福就越发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像一团任人捏弄的橡皮泥。人们对幸福的理解陷入一种恶俗：升官发财，多子多福，老婆孩子热炕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甚至将幸福简单的置换为性福……如此这般在在表明：我们追求的形而下的幸福不过是一种由本能主导的原始欲望而已。
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本来就浅陋低俗，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势必眼浅薄视。我们把自己的头脑交给那些忸怩作态的代言人，我们把追求幸福的权利交给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幸福不是毛毛雨”，“幸福像花儿开放”，“他为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是不能对幸福有诗意的表述，而是恶心那些把失业、挣扎美化为幸福的无良文人；不是不能对幸福有诗意的描述，而是不能永远停留在这种感性化的理解上；不是不能对幸福有诗意化的描述，而是更应该有精确明晰的研究和表述。
看看坊间的所谓东方式智慧是如何糊弄我们的:
一个人去向大师诉苦，说自己的住房多么狭窄，父亲母亲、老婆孩子拥挤在一间小屋里，苦不堪言。大师支招多么高明：你把鸡鸭也关在房里。这个人照此办理后更加苦恼，又去向大师请教。大师说：你再把鸡鸭赶出房子试试看。这个人照此办理后高兴的对大师说：我感觉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庄禅式的狡狯加上辩证式的摇摆就是这样愚弄着我们，败坏着我们对幸福的胃口，混淆着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削弱着我们对幸福的追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虚无乔装打扮为至上的智慧，让我们有足够的虚骄的勇气去鄙视洋鬼子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你看我们简单的用鸡鸭的进出就找到了幸福的感觉，这就是东方智慧将成为地球主流文明的铁证。
说到智慧，不由让我对如下说法大惑不解，还望高明有以教我：当说起我们的文明历史悠久我们的人民聪明勇敢时，我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意；可是当说起我们素质低下、不具备实施民+主+自+由（请允许我对东方式的加号表述方式表示我的无上的敬意）的条件时，我们心平气和的认可这种说法。是先人的智慧在我们这里流失、我们这个族类在不断的退化，还是这个说法本身无法自圆其说？
再看坊间智慧之二：
一只老虎在野外奔波，为获得食物殚精竭虑，不由得十分羡慕关在笼子里的不愁吃喝的同类。刚好笼子里的老虎也厌倦了那种生活，于是互相换位。可是，自由惯了的老虎关在笼子里后，抑郁而死；当宠物当惯了的老虎失去了在野外获取食物的能力，饥饿而死。寓言的末尾就是画龙点睛的智慧评语：对人类来说，适应的就是最好的。（俺的私下嘀咕：对猪类来说，吃饱喝足任人宰杀就是最高的幸福。）
在余秋雨和刘墉（高中生遵奉这些人为大师）这类伧夫的苦心孤诣的教育下，我们的孩子的灵性渐渐被戕残净尽，心灵的空间被这些小智黠慧的狗尾巴草和榛莽荆棘所挤占。我们的孩子逐渐学会了把狗尾巴草和榛莽荆棘丛生的所在说成是“花园里花儿真鲜艳”。明明不可以类比却偏偏要类比的孟子式的论辩方式和思维方式左右着我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滑头式的虚无让我们自以为全面正确，万能公式般的辩证演变为不讲逻辑的诡辩胡说和胡搅蛮缠。心智发育的残缺不全使得我们的言说成为“类人孩”（余世存语）的捏弄橡皮泥的游戏。
无论是倒写的福、胖乎乎的福娃，抑或是用蝙蝠和梅花鹿象征福禄、把福禄寿喜四星画的慈眉善目，或者是李自成的起义军把360多斤的福王（崇祯皇帝的叔叔）宰杀之后和鹿肉混在一起烹煮并大快朵颐以表达农民起义将士们对福禄的追求和向往，还是韩美林苦心孤诣搞出的东东，似乎都没有走出东汉时期的图谶经纬那一套。如果说东汉时期的河图洛书是我们的先人在蒙昧时期的可以理解的摸索；那么随着文明的演进，我们后人就不应该还在原地踏步式的以这种可笑的方式重复这种低级恶俗的诉求。
幸福不是可以随意捏弄的橡皮泥，幸福也不是予取予求的嗟来之食。“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权力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根据。
幸福本来是有着明晰确切的内涵和外延的。幸福没有中西华夷之分，人类的研究成果不应该因意识形态的偏见而被阻隔。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幸福就是长时间的快乐。快乐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由德性（勇敢、谦虚、进取、诚实、节制等）所带来的快乐就是幸福。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森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所说的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的能力，包括人们享有运用其经济资源去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包括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包括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信用以及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的发布及其准确性的保证，包括防护性保障，即为了济贫、赈灾、救济、扶助老弱病残等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
现代社会学家认为：幸福有四个要素，包括基本的物质条件，自由（思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交往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等），安全，充分（充分既是就时间意义而言的，也是就教育内容的全面开放而言的）的教育。这四个要素既有形而下也有形而上的色彩，体现了幸福作为人的终极性追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过分强调主观感受性和变通性的幸福决不是真正的福祉，只能是关在家里的意淫而已；大打折扣的所谓幸福能够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者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不可阻遏的，追求普适性的幸福必将成为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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