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饱享着现代城市文明盛宴的人来说，挑剔出李绍为等人行为中的“不当之处”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然而，在否定了他们种种“愚蠢之举”之后，我们能够找到更加聪明与妥当的做法吗？ 

　　李绍为他们没有让医院将抢救进行到最后一刻，这的确是“不当”的。然而，如果我们就是囊中仅有几十元钱却已为挽救工友负债3000元的李绍为，我们又有什么聪明妥当的办法让医院为一个身无分文的民工免费进行寥无希望的抢救？ 

　　李绍为没有及时通知死者的家属，这的确“不当”。然而，如果我们就是身在异乡无可依靠的李绍为，
　　我们可以为远方的灾民捐出百元大钞，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道德水平高于那些囊中羞涩的民工兄弟。在我看来，真正能够评判出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标尺，乃是这个人愿意为实践内心道德原则而付出的代价——代价越大，这个人的道德水平也就越高。 

 　同乡之谊、朋友之义、死者葬于故里——为了实践这些朴素的道德原则，李绍为和他的工友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从福建到湖南，辗转千里，没有人、没有任何组织为他们买单，月收入不足百元的李绍为等人倾其所有、用自己少得可怜的血汗钱支付一切费用——即使是最后连回湖南的车票钱都凑不够，他们也没有动用死者的一分工钱；为了躲避检查，年过花甲、体重仅102斤的李绍为背起体重130斤的死者，在漫长的旅途上艰难跋涉…… 

　　倾囊而出、亲身背尸、千里返乡——我们中间有几人能够为实践德行付出如此代价？当我们的同乡朋友客死异乡，我们有没有象那四位朴实的湖南汉子一样，勇敢地承担起如此沉重的代价？从他们那种似乎“卤莽”、“愚蠢”的行为当中，我看到了一种古朴却夺目的道德光芒。 

　　艰辛求生的民工、被忽略了的死亡、缺位的救助机构，“千里运尸”这个故事里满是凄凉悲苦，唯一的亮色就是李绍为他们四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他们的存在再次告诉我们，道德与善行不是所谓上层阶层的奢侈品，即使是处于金字塔低层的人们依然能够绽发出光彩夺目、震动整个社会良知的道德光芒。我们又有什么聪明妥当的办法既能保证通知到没有电话的死者家属，又能让死者的尸体安然停在医院里等待家乡的音讯？ 

　　李绍为千里扛尸返乡，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无疑是最大的“不当之处”。然而，如果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游弋于城市边缘的李绍为，我们又有什么聪明妥当的办法帮助死者实现“叶落归根”的梦？我们又能指望谁保证一个客死异乡民工的遗体体体面面地回归故乡？ 

　　如果我们了解民工这一社会底层人群的真实生存状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上所谓的“不当”、“愚蠢”行为只不过是极端边缘化生存状态下最为理智的选择；对李绍为所作所为的一切指责与轻慢，无非是源自于某些人对现实的茫然无知或漠然无视罢了。 

　　我们这些饱享着现代城市文明盛宴的人啊，我们没有资格指责或挑剔李绍为他们千里运尸的行为。在那四位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民工面前，我们也许都是道德上的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