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以为，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负担大为下降，农村形势一定会彻底地好转。因为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种田不用再交钱，还有什么因为乡村干部收取农业税费引发的恶性事件呢？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根据我们到基层的调研，发现新的矛盾又凸出水面了，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农村基层组织堪忧，二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空前匮乏。

一、“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此言不虚

早在去年，贺雪峰先生就曾著文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此议引起很大争论，很多人表示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为此，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走访，调查结果表明，贺言不虚。我们见到的情况是：

1、乡镇政府运转难。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可掌控的资源空前短缺，普遍反映是“无权、无钱、难办事”；虽然乡镇干部工资由县里统一发放，但调查结果表明，乡镇干部人均预算外支出4000元/年左右，镇（乡）长、书记难当，更不要说“办事”了。乡镇干部对下一步的基层改革普遍持消极、观望、怀疑态度，乡镇领导对改革精简后“人往哪里去”最感头痛和担忧。一位镇长的话最具代表性，他说“镇?999年搞税费改革试点开始，乡镇机构改革至今已经改了4次，究竟改到什么程度才算成功，请画个框框，一步到位，千万不能再这样瞎子摸鱼，乱折腾一气了”。

2、村委会半瘫痪。安徽村均负债20万元左右，在“半熟人社会”里，债权人所“认识”的债务人不是村委会，而是村干部，一些村干部每逢节日就出去“逃债”，一位村支书大年三十在桥底下呆了一夜；虽然现在村干部的工资由乡镇政府统一发放，但标准不高，村干部的顺口溜是“辛辛苦苦忙一年，终了只拿了两千元，不抵三月的打工钱”。在这样情况下，人们当村干部的积极性不高了，村委会的选举也就顺理成章地流于形式。好不容易凑出个村委会——你要知道“搞好村委会选举是乡镇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村民大会又开不起来——农民外出打工去了，“一事一议”也就成了只有学者才感兴趣的儿戏。安徽滁州市有农业人口342万人，按“一事一议”15元/人的筹款标准，应筹得5130万元，但2004年实际只筹得1800万元，大多数村根本就不筹款了。

3、农村义务教育难以为继。虽然现在教师工资由县里统一发放，但公用经费奇缺。安徽滁州市全市中小学负债3亿元，危房年年出现，无钱修缮，我们见到有的学校连买粉笔、打电话都成了问题；教师严重缺编，全市中小学教师共缺编2790人，现各中小学临时聘用代课教师1074人顶岗，仅代课教师工资一项就需要700—800万元/年，而代课教师工资又不能纳入县里财政预算。

4、农村卫生事业苟延残喘。安徽滁州市共有乡镇卫生院261所，其中亏损和即将倒闭的107所。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按财政部、卫生部规定，卫生经费应占政府财政支出的8%，滁州市全市平均数不到6%，有的县只有2%。

5、农技服务体系岌岌可危。据安徽省农委统计，在上一轮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农技站减少61%，农技人员被“分流”53%，甚至有的乡镇只保留一个兽医。2005年，安徽在防治禽流感战役中，几乎全是乡镇行政干部战斗在“扑杀”第一线，他们几乎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胜了疫情，托马克思的福，竟然没有一个干部被感染。

6、水利设施疮痍满目。在安徽天长市这个县级市中，有中小型水库131座，塘坝1.5万亩，防洪干堤319公里，河湖堤防280.4公里。如此巨大的水利设施维护任务，往年都是靠组织农民冬修来完成的，“两工”取消后，就再也没有人管了；现在已是满目疮痍，到处病险。

7、乡村道路交通亟待加强。根据安徽公路部门测算，修一条3.5米宽的柏油路或水泥路，每公里需要18万元，加上征地6亩的补偿费12万元，每公里的总造价要30万元；但现在上面每公里只补助10万元，剩下的要地方配套，县级政府无钱配套，所以在争取了修路项目后的执行过程就大打折扣，本来修10公里路的项目它只能修3公里，这就是为什么修路的统计数据年年“辉煌”，报纸上已经“村村通”，而很多地方至今也“搞不通”的原因。修了路还要维护，仅前面提到的天长市就有1100公里公路需要维护，县级政府根本拿不出这笔维护费，只能听之任之，结果是“一年修，二年丢，三年变成大水沟”。

二、几点看法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样对待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呢？

1、“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从经济上讲，原因就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从表象上看，上面列举的种种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城乡分配不公，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城多乡少，才会导致这样结果。由于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权组织和公共品的问题，所以，从政府身上找原因，就是财政分配不公，财政资源的分配不仅城多乡少，而且上多下少。因此，甩包袱式的乡镇机构改革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想解决问题，改革就要从财政体制上动刀子。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财政的政府，财政是政府的核心，改革财政体制才是抓到了改革的要害。财政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政治，所以搞好财政改革不仅能够解决分配问题，而且还会促进政治文明。既然要改革财政体制，就不能光盯着乡镇一级，因为一国财政体系是个有机整体，必须从上到下整体改革。税费改革已经将财政体制改革掀开一角，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将税费改革进行到底！

2、“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从政治上讲，原因就是压力型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在现行体制下，越是上级政府越强势，越是下级政府越弱势，在我国不仅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强势群体挤压弱势群体，在政府活动中也是强势挤压弱势——财权上移事权下移是其主要表现，“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又把各级政府“逼”成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主体，为政府活动中的这种挤压提供了动力。“义务”是一级一级往下“压”，“好处”是一级一级往上“刮”，无论是“压”还是“刮”，最后都“痛”在乡镇。正是这种“压力型政治体制”使得越是下级政府越“亏损”，越是下级政府越难过；这才是县乡危机的真正根源；同时它也直接导致了公共产品的分配不公，致使城乡对立，社会断裂，进而构成乡村治理的最大障碍。所以，要彻底解决县乡危机，光从经济上改是不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跟上！

3、农村基层组织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市场的“无形之手”必然把资源由低效率的农村抽取到相对高效率的城市，如果听之任之，其结果必然是城市越来越城市，农村越来越农村；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政府要做的事情不是比过去少了，而是比过去更多，农村基层组织所承担的乡村治理的任务应该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重了。有人将其寄希望于农民自治和农村民间组织的发育，在我看来，农民的真正自治的实现和农村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是一个漫长过程，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还少不了基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基层组织被搞得无所适从，什么都要干，什么都可以不干；所以，我认为，对于农村基层组织来说，真正亟待要解决的是职能定位问题；精简分流也可以做做，适可而止，但这绝不是主要任务。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