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是一本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书。
    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非常简炼的定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W·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有过相似的定义："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是的，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俄罗斯知识分子》P27）
　　顾炎武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老百姓也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让没有学识、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平民百姓来关心、思考或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确实强人所难；对于国家的衰落，尤其当社会因权力肆虐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出现如李汝珍所感叹的“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所有知识分子作品的永恒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封建专制几千年，现代政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从无数次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中，迎来了一次次精神的升华或者沉沦；但无论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凯旋，还是一次次沉沦和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者光辉灿烂，或者黯淡失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便获得了社会的主体资格，有了与权力不相上下的话语权、也有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辉煌；有时，知识分子被国家逼向社会的边沿，被权力扭曲成见风使舵、或噤若寒蝉的可怜虫，躲在破残不堪的象牙塔内瑟瑟发抖……
　　但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顽强的存在着，在与权力的对抗中，他们从没有过全军覆灭的惨败，从没有过被权力彻底消灭、或整体性收买的悲剧——升华、沦落，辉煌、黯淡，周而复始，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崛起，再失败、再抗争，它永远存在，并且与权力共同支撑起一片“天下”……
　　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天下”便会坍塌一块、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问题将更加严重——整个民族便会如见鬼了、着魔了似地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恰恰在中国上演了，而且来得十分突然，就如清代纪昀所言：“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
　　这先生是知识分子，这鬼便是近十多年来横扫中国社会的金钱。
　　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
　　知识分子还没有搞清楚那力量是敌是友，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从没有过的前后夹击。那真是一次猝不及防，突然遭遇的战争，仅仅几个回合，知识分子便败下阵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到世纪交替时，有人发出了沉痛地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是呵，今天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如果没有了知识分子，中国将会怎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冰心老人就发出过这样的质问——当时，有人以这样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没有提及知识分子，从而对说话人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表示极度的不满，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
　　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

　　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二十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二十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二十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

　　这本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轨迹的作品，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主要是资本，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过程揭示出来。
　　说通俗一点，是要搞清楚官员和富人——主要是富人，是如何影响并最终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感情；
　　说文雅一点则是，我们想通过权力中国、财富中国、文化中国三者相互对抗、撕扯、合流、交融的全过程，来解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搏斗、挣扎和最后的变异……

上

    我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的精神堕落时，首先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而知识分子中，我们的关注重点又是许多教授学者的腐败。这不是要证明教育界是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重灾区”，而是因为校园原本是一个最不该腐败的净土，因为校园比任何一个机构更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前途——那里不仅集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还孕育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因此，我们谈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就不能不把视线投向中国的校园……
　　先从中国教育的大背景说起。

　　1、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2003年3月6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中国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为2640亿元。
　　这个数字很低：中国一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
　　与教育投入短缺相对应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负债总额急剧上升——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23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经审计调查17个省（区、市）50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发现存在基础教育负债严重。
　　李金华说，50个县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负债面达96%。债务已经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
　　教育经费投入低，负债高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了当今中国久治不愈的顽症。
　　还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在全国人大所作审计报告中的数据--
　　李金华说，“50个县基础教育收费规模仍呈增长趋势。2002年收费总额23.2亿元，比上年增长7.8%，学生人均负担469元，增长4.68%。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50个县中有45个县存在此问题，2001年以来共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出台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江苏省溧水县10所中小学违规收费达3049万元，占同期全部收费的39%。"
　　据新华社的消息，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引起了执政党最高层的关注，中共政治局常委吴官正责成相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并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说，''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3日）
　　2000亿！而我们轰轰烈烈搞了十年的"希望工程"，募集资金只有20亿。

　　2、天怒人怨说教育
　　学校乱收费已经让许多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不堪负担子女的教育；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以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的发言为证：
　　——从教二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在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二次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的报道：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大堂，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代表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一个入学名额。"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对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代表发表了看法。“最近新闻单位报道的有关沈阳市教育收费情况，就让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阳市小学新生入学和初中(民办公助)招生，市物价局规定每名学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学校则变成漫天开价，有的收2万，有的收3万，甚至收5万，令学生家长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必须下决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赵奇僧代表说，“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要上学吗？拿钱来！——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领域腐败之风》）
　　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食品、学具等。　
　　一些城市热门中小学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今年已涨到7万元。"（新华社记者赵华：《教育腐败千夫所指》《央视国际》2003年12月08日）
　　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他们定出天价而不给购买人讨价还价的机会；家长即使愿意花高价，也还得托人——收下你的钱，收下你的孩子，是学校给了你面子。
　　从“吃学生”中获取的暴利，已经让许多学校赚得盆满钵满。这几年，好多学校掀起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校长们频繁地出国考察，教师们假期免费旅游。到了年底，各个学校发年货、定做高档服装；一些重点学校的奖金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好几万。
　　对这种“吃学生”的腐败，家长控诉了好几年，媒体声讨了好几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觉，每到新学期开学，都有禁止学校乱收费之类的文件下达，但暴利教育依然没有改观，这个问题依然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重点话题。
　　据《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在这次“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见《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债台高筑；“吃学生”吃得许多教师、校长、教育局长脑满肠肥，吃得学生家长天怒人怨！

　　3、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员们披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已经招致了社会的天怒人怨，但他们所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审计和统计数字更是令人震惊——“吃教育”、“吃学生”能吃到那种程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还是李金华审计长这份报告中的数据：“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2002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财政局挪用400万元平衡预算。1999年以来，该市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356万元，用于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253万元。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17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　（见《审计发现少数地方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严重》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广东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时间所吃、所占的教育费居然高达二千五百多万；而广东吴川市则是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挥霍教育经费的豪放更是触目惊心——
　　经媒体的进一步查证：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支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不仅豪吃，这位教育局长还敢豪花：他的司机一年就报销了17万元之多的修车费。据核实，这些修车票据符合规定的只有1万多元；这位局长还从下面的学校挪用56万元、从局办公室挪用资料费10万元、从民办教师基金中挪用10万元，用这笔76万元的巨款一次购买了两部小车（丰田佳美），但车买下来后从来没回到教育局......（新华网广州6月24日电　题：《600多万元教育经费是如何被"吃"掉的--广东吴川教育局"吃"教育问题调查》　　　　　　新华社记者张朝祥、徐清扬）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此豪吃豪用、挥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负债数亿元！
　　这个数字出自吴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梅之口。
　　下面是这位主管副市长在接受《新快报》的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记者：吴川市地方政府是什么时候得知吴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经费问题的？　
　　李梅：去年底审计署广州特派办来到吴川对教育局进行审计。市委、市政府得知审计结果后，非常重视。4月29日，即通过人大常委会免除了教育局局长(苏李祺)职务。　
　　记者：吴川市审计局每年都要例行对教育局进行审计，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　
　　李梅：这个问题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说。　
　　记者：吴川教育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李梅：财务管理不是很完善。我们现在正积极配合上级清理和查处有关问题。原来经费报销都是局长“一支笔”通过。现在我们要求大金额的报销要通过集体批准。原来在外面酒店挂账、签单造成招待费比较高……　
　　记者：吴川市教育经费情况如何？　
　　李梅：负债几个亿，具体多少还没有核准。原来可以通过向群众集资或捐资解决教育经费，现在实行“一费制”，本地财政负担不了。现在教育局账面上是负债，没有余额。（林劲松：《豪吃600万的吴川教育局负债数亿　局长被双规》　《新快报》2004年6月28日）
　　与高额债务相对应的是，是这位刚被免职的市教育局长的豪宅。我们是从记者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了这座豪宅——一座亮丽的独门独户四层小楼。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总局查实，如果不是这位胆大妄为的教育局长已经被免除职务（还没有见到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这些数据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绝对拿不到这些数据……

　　4、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的确有点儿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谈及到的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了794万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这种景象是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中看到的。
　　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的镜头从教育局豪华、明亮、空旷的办公室转到了破烂不堪的乡村学校。从画面上看，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椅子，新中国的孩子”
　　可是不，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国的；能经历一百年风雨而不倒塌的房子应该是不错的房子，能用几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错的桌椅；不，这里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这里的房子是以最简易的方式凑合出来的——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外墙还用木头柱子斜支着……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记者（郭峰）：这个柱子是做什么用的？　
　　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教师：这柱子是预防危险的，是保护安全的，建房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教室被定为危房以后才打上去的，大概有三年左右了。　
　　解说：我们了解到，这所小学……几乎都是危房，除了几间破损严重的已经无法使用外，大多数仍在使用。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　
　　卢国平（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校长）：下大雨刮大风上面的瓦面就重量加大，压力就加大，怕有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果能把学生转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马上就转移。如果下着大雨，学生还在家里，这两个班的学生就可以不上学。　
　　记者：小朋友，你们在这儿上课怕不怕？　
　  学生：不怕。　
　　解说：孩子们说不怕，可谁又能为他们的安全打保票呢？在另外一所小学，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年9月28号，这所小学的几间校舍突然就坍塌了。（〈焦点访谈〉：〈孩子们每天就在这样的危房里上课〉2004年6月23日）
　　我们众多的农村孩子，就是以这种方式为那些“吃教育”的人买单的。

　　5、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
　　一方面基础教育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侧是教育暴利。
　　这是中国教育十分矛盾的现象。
　　暴利？
　　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额的基础教育债务，在危房中上课的学生……这种教育还会有暴利？
　　农村的基础教育肯定没有暴利；农民们连“义务教育”都买不起，哪会买你的高价教育？即使一些县、乡中学也收高价，但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大不了让自己的孩子辍学，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任学校宰割。今天，许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不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负担不起更高一级的教育费用。
　　新华社记者周伟、胡锦武在江西省的一个贫困县波阳县采访时，一位学生家长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孩子教育支出的清单。他的孩子上初中，也就是说尚处在属于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阶段。
　　下面是这位家长提供的教育支出清单——
　　初三上学期（21年下半年）：7月19日书本费370元；7月20日补课费80元；8月11日学校上课费180元；9月4日报名费450元；10月25日交学校160元；2002年元月9日试卷费7元；2002年2月4日寒假补课费50元、试卷费5元。交费总计1302元。　
　　初三下学期（2002年上半年）：开学报名费292元；4月10日试卷费30元、英语听力磁带15元、报考费160元；5月6日学校补课费200元、试卷费20元；5月14日交学校70元。交费总计787元。　
　　（《江西一位学生家长的教育支出记录》新华网南昌2003年9月9日电）
　　这个贫困县的初三学费，一年下来是2089元，如果再加上必须支出的伙食费、住宿费及服装、文具、参考书籍等的花费，那么，这个义务教育每年的支出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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