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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一块引发雪崩的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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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羽戈 文章来源：关天茶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 2:16:17 | 【字体：小 大】 |
法学家的社会表达与艺术家总是存有些许差异。同样是对僵硬腐化的中国教育体制心怀强烈的不满，陈丹青先生最终拍案而起，愤然辞离清华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席，“我不想再玩下去了”，尽管他明白，他的抉择确实是一种奢侈；而比照之下，作为法学教授的贺卫方先生的行动则要温和多了，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中文网络发表《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他于其中指控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招生考试制度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数次向决策者提出批评与改良建议而未见成效之后，心灰意冷的贺卫方终于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依据相关条例的规定，大学教授有少招乃至不招收硕士与博士生的权利，因此，贺卫方的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庞大教育权力的“不合作”，同时也是“非暴力”的：他没法去改造他厌恶的事物，只好选择规避——陈丹青尽管更为决绝，但性质却与前者一致。或许我对此的评论有些危言耸听：就在2005年的中国，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先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掀起了一场针对教育与政治机制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终将载入中国知识人的自由精神史。
这里我要声明，将贺卫方与陈丹青两位先生的决断放到一起，并不是要打算分出精神水准的高下，这仅仅是事实陈述。谁也无法否认，无论是贺卫方式的有保留的“非暴力不合作”，还是陈丹青式的略显激烈的“非暴力不合作”，在我们这个道德皮肤严重失血的时代，在我们这个良知无奈缺席的国度，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近似于可望而不可企求的梦幻。正是他们展现了知识人勇于担当道义的嶙峋风骨。特别是当我们联想起，如北京交通大学的某位欧阳教授以泄露考题为条件，向他的学生无耻地索取性报酬，这是最近发生的；再远一点，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甘德怀报考法学博士的事件，其间被公共话语围攻的那位朱苏力教授，正是贺卫方所供职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无须太多的引证，我们似乎就可以说，陈丹青的辞职与贺卫方的公开信，已然凝结成一面残酷的明镜，让被中国教育体制所严实禁锢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无处逃遁，它清晰地映照出朱苏力与欧阳教授们的肮脏面目。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对贺卫方的公开信发出质疑的声音。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是认为贺卫方过于意气用事，连他这样富有正义感与学识的导师都不愿意招收学生，那么很可能会致使一些可造之才不幸地荒废，所以，他的突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还不如坚守原来的岗位；另外一种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贺卫方则不够果敢——为什么不效仿陈丹青，决然宣布与大学体制的脱离——甚至走得更远？而依照这一粗暴和极端化的思维，贺卫方向公共界发表公开信，很难免不被判定为个人的炒作与做秀。这两种态度都迫使我们深思，因为它们构成了撕扯着“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两个极点，贺卫方不过是在另一个层面重复着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的曲折遭遇。
我要详尽审视较为流行的前一种批评。它在立论之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在批评者们看来，贺卫方的这一举措恐怕很难给顽固的决策者带来分毫的撼动。公开信的结尾，贺卫方承认，面对着为政治力量宰制的学术体制，“教师群体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而“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但强者会在乎弱者的退避吗？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信心十足的肯定答复。因此，贺卫方的“非暴力不合作”，仅仅是将自身从乌七八糟的大染缸中漂白出来，他遗忘了那些继续在幽暗中艰于呼吸视听的群体。来自他们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必定会降临到贺卫方的头上：你都不招生，还有哪些导师值得我们报考？难道要我们去做第二个倒霉的甘德怀？
不妨认同这一质问的合理之处。某些时候，良知与责任——乃至与正义——确实冲击成了一个鱼与熊掌式的二元抉择。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以一极否定另一极，而应该试图超越二元对立的悖论，而以一种更开放的眼光来打量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难。譬如在以上谈论的事件中，贺卫方的做法真的毫无责任感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他的“弱者的退避”，难道不能激发半点正面的意义吗？为什么要用责任压倒良知，要用成效否却动机？贺卫方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语境中的尴尬教师的责任，但他却承担起了作为一个先行者式的合格公民的责任。他的行动并不一定要让决策者震颤改悔，也不在于要谋求什么宏大的结果，他的意图是极为低调的——这是从甘地开始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一贯的低调，但正是这种低调加重了这一思想的可操作性，成就了它的意义：“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召唤个体觉醒的声音是极为个性化的，但它决不孤独。
在接受“博客中国”网站采访的最后，当记者发问，“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贺卫方却扭转话锋，“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抵抗。”这一问一答，以及其中的转折，道尽了“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本质。贺卫方用消极的态度经营着积极的壮举，他的拒绝，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伤痕累累的研究生招考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制度的脸上。而这场盛大的发端于教育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圣火已被点燃，但愿这不需要贺卫方和陈丹青拆下肋骨当火把，以照亮黑暗的前程。但愿——如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所吟咏的那样：“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贺卫方和陈丹青就是那块引发了让我们期待已久的后极权主义雪崩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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