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精英无非走向这么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另外一条路就是杀人放火当暴民。正道是走向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古人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他们只能去读书，为什么呢？“学而优则仕”，读完书他们才能做官，才有地位。

　　一朝成为文化精英，他就受到皇权和家族称赞，他就可能成为官员，他就成为官本位文化保护下的特权人物了。官路不通走匪路，另一条路，他就走上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像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是什么？还是做官。孙悟空闹第一场，混了个弼马温当。嫌官小，再闹一场，混了个齐天大圣。管他有没有实权，反正是朝廷给封的官，地位不亚于政协名誉主席。

　　第一流的风流人物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那就是正史里面记载的那些改朝换代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无非扑向了这两个方面，要么成为上层的白道统治者，要么进入草莽暴黑道世界。

　　毛主席赞美过的风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人是从官道上走出来的，当然，唐宗宋祖只能算官员造反取代皇帝。在毛主席看来，他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毛主席更喜欢强盗土匪，他赞美春秋时期的大强盗柳下跖，赞美春秋时期从楚国造反跑到云南当王的庄骄，他最赞美的是秦末造反的陈胜。他一首《读历史》的诗，上面写道，“有多少英雄人物？柳下庄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可见，几千年中历史，他实际上就看得起这三个人，这三位是他心中真正敬重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官也好，匪也好，大家最后指向的目标也是官本位，都是权力，都是要在“官本位”金字塔的社会结构里寻找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总之，我看中国历史的过程，就看到了上层官僚精英和下层暴民精英互动的历史过程。

　　“官本位”基于什么？官场是权势最大的，是最容易以权谋私的，是最肥的，所以大家都指向官。百姓恭维人，最喜欢用的话就是“升官发财”。升官发财，这不是明摆着承认以权谋私的事实吗？最近，广东搞了一个调查，大多数年轻人就业的第一选择，还是当官，广东已经是中国最工商化的区域了，大家还是想当官，你说，官本位多厉害！“官本位”的办法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就是暴力，只有暴力才能支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想去做统治者的反抗者，他们依托的始终都是暴力，追求的都是权力，暴君+暴民这样的群魔们打架，百姓就遭殃。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弥勒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一位学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繁荣起来，生产力和财富不能长期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有“两恨文化”，恨富人恨能人。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方面，让我来说，最有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暴君的文化和暴民的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是围绕着权力，暴力来暴力去，“官本位”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暴力冲突的历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破坏，人口周期性地被消解，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所以与其说“两恨文化”，不如说“两暴文化”。第一有暴君，当人民为了治水，为了统一，为了对付外侵而需要政府，而人民又在这种政府面前顶礼膜拜，把皇家权力推到极至，推到了天授皇权，推到了最顶端的、极端的独裁，人民公仆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君。

　　明明是人授君权，但文人们却编出天授君权，编出“天子”这些概念来哄百姓，人民就这样把君主惯成了暴君，于是乎君主反过头来又用最残暴的手段，压制着所有人类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至的时候，人民对付暴君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暴力革命，杀死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暴民，暴民革命，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格为君主和官僚，他们的后代皇帝官僚又被新的暴民所取代，彼可取而代之嘛。

　　我的书架上有一套二十四史，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如何以暴换暴，如何以社会底层的这个暴力换掉了社会上层的这个暴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我这样说，不是说我否定我们中国的历史。权力至上，暴力至上，当然也包括西欧的农耕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只要是农耕社会，只要是君主官僚统治的社会，这都是一样的，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史，就是这样的吃人史，不是暴君吃老百姓，就是暴民在吃暴君和暴官，最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商业者都成为任暴君和暴民宰割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商业者也没办法，不是入黑道，变成帮会，就是傍官员，入白道，与官僚勾兑。

　　现在还有人这样赞美一些商人说，黑白两道通吃。商人就是搞好生产和服务，干嘛要去吃什么白道黑道呢？没办法啊！来一个高衙内，跟上几个穿制服的，镣铐一上，你就完了，来一个黑旋风李逵，几板斧下来，你也完了。伟大的唐朝是毁在谁手上的，毁在黄巢手上。

　　黄巢是干什么的？是贩私盐的。什么是贩私盐，就是朝廷规定只准国营垄断企业经营盐，黄巢拿不到经营盐的许可证，要活，就自己偷偷贩买私盐。结果他们贩运的盐巴被官府查封没收了，没了本钱，破了产，对出资的朋友交待不了，就造反了，打进了长安城，皇帝逃跑了，请了北方少数民族入京，才平定了黄巢。你看，要是没有盐业垄断政策下的官吏查封，这档子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黄巢这些民间盐商，变成暴民，是被暴官垄断给逼出来的。你想在有利润的盐上搞国退民进，没门！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这个过程，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为什么辉煌的中原文化，从阿房宫到皇城古墙往往都变成了残垣土墙，全部变成了考古学家从地里三尺挖出来的东西呢？除了天灾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以暴制暴的过程中，被人们自己的手毁灭的，被征战的战马毁灭的，被自己的枪炮毁灭的。看到这一点，我就纳闷，这个历史的轮回，怎么就打不破呢？我们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它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可以认为，在历代王朝对“官本位”的创造和维护中，皇权官僚朝廷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中华土地上建立的宗教、文化、思想，不管你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都让你政教合一，都让你归顺于最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统治，服务于权力，无一例外，何况我们工商贾人！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着工商文明的萌芽，我们历史上有不少能干的商人，有不少工业成果，但就是不能持续扩展。原因是什么呢？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2）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呼喊

　　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企图破解官本位文化。我翻了一些资料和文章，专门找找我们这些商人的祖先们，看看他们都干过些什么。这一翻，很让我感叹，我们中国商人的祖先们原来也很了不起，最典型的就是管仲、范蠡和吕不韦。

　　管仲可是战国时初期的大人物，距今2600多年了。他平民出生，先经商后从政，他是当时齐国一匡天下，称霸诸侯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他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著作，里面阐述了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思想。经济史家称，这里面有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完备的经济学思想。

　　这思想是什么呢？管仲说过，为政之道，就是“不扰不烦，而民自富”，政府不去侵扰百姓，国家就会变富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就是从“扰民烦民”向“不扰不烦”转变吗？

　　管仲也强调，政府要为“民自富”提供司法的保障，以法律来保护百姓自求富裕的冲动。

　　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怎么行呢？这样的道理，人家管仲早就知道了。他是商人出生，知道没有贸易自由就无法经商，所以他要给百姓“自富”的空间，同时，经商就得讲点契约，这就是法治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由+法治”=国家富强。管仲有句名言，叫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啊！你要想让大家讲点文明礼貌，想让大家懂点规矩和法律，没有物质财富这个基础怎么行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二十多年前才明白这个道理，人家管仲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就清清楚楚。《史记》上说，管仲治国，是“与俗同好恶”，这是说，他不搞移风易俗，而是顺着民心风俗来治国。老百姓要钱，所以就要让百姓有发财的空间，大力发展工商业。邓xiaoping打打牌，输了一样钻桌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与俗同好恶”。搞工商业，首先就是要适应市场需求，不能强加于人，消费者需求什么，就提供什么。以工商业为原则的国家管理，当然就得“与俗用好恶”了，得顺着百姓最普遍的需求来，不搞那些强加于人的事。

　　在中国民间，范蠡是大名人，因为他与当时的第一美女西施有亲密接触，他的名声可比管仲还大。他支持越国勾践打败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爱国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到他大名，要请他当齐国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了。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有钱，又有美女西施相伴，自由自在，不认为当官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听专家们说，他闲下来后，思考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叫《黄老帛书》的理论著作，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他将自己没有机会实践的想法弄到书中，传之后世，以待后人。里面说，发展经济，强化国力，不需要政府介入干预经济，政府只要清静守法就行了。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放任竞争，甚至把政府垄断的铜币铸造权都下放民间了，政府制订钱币的标准，百姓有本事都可以自己铸钱，相当于百姓可以自己发行贷币，你说放任到了什么地步！自由放任到过分了。但结果是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国库里的钱都用不完，国库里串铜币的带子都朽坏了，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这些事迹，在《史记》中有不少记载。他很了不起，平民出身，却官、产、学、情一身精通，登峰造极。但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

　　他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和学道的大人物。范蠡的经历和选择，是对“官文化”的超越，他以商人为句号了此一生，他是追求“商本位”的。一些朋友想把他的故事编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他可是我们中国商人的老祖宗了。范蠡如此，吕不韦呢？

　　按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本来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是他觉得天天受气，有个县长天天来占便宜，折腾他，遇到钉子，就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管你多大，你牛什么？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两个了，你以为你多大，别看老子一个科长，你就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没法过。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遇到过，真的！他没办法，他想了想，与其受这窝囊气，还不如咱也来点邪的。

　　当然有的是正史，有的是野史，他创造了秦始皇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肉体上创造了，二是制度上也创造了。他弄出个秦始皇来啦，以为可以变变政权，就像今天的企业家影响着西方政坛一样，我想影响政权了，做到了吗？没有啊！即便是你制造的，即便是你从肉体上和制度上制造的秦始皇，最后对你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是一次呐喊，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封建文化过程的。最后呢？他刚好制造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暴君，深具人类仇恨的这样一个秦始皇。他把暴君推向了极至啊！他的后代商人就难经商了。

　　他多冤那，他在九泉之下，肯定觉得这次行动如与美国开国者们的行动相比，他会觉得汗颜那，他搞错了。他与范蠡一样，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弄到理论中去了，他组织人搞了一部《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篇章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胡适先生曾引用《吕氏春秋》里的话给蒋介石，说要给民间空间，让百姓独立创业。政府如果管制太多，就把百姓搞得太弱了。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吕不韦是清楚的，但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这个官文化在说，给你们放任自由了，我的权力如何体现呢？我的利益如何实现呢？

　　在管仲、范蠡和吕不韦，我们商人还有一个大人物，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中的姜子牙。他出身商人，成为周朝的开国国师，齐国的创立者。他奠定的齐文化，就十分重视工商业。原来齐国的地盘上，出了一个海尔，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总之，我们商人的这些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在产、学、官各个领域都了不起，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之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感悟相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重重重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们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是多么的遗憾。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封建官本位文化的压制。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工业也是一种补充，所以有工商业背景的思想，例如道家黄老学，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种补充。所以管仲、范蠡、吕不韦这些人虽然个人本事极大，但最终也只是王权的补充。他们的思想缺少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缺少强大的工商业的支撑，所以只能当配角。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工商业者已成为主角，绝大多数的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政府是工商业者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愈来愈少了。我们讲，由于这种小农经济，由于这种“官本位”文化，所有的中国文明都被纳入了这个轨道，包括我和你，到今天，到处都还是“官本位”文化。总的说来，中国的诸子百家的主流都是政治哲学，是为皇帝和官写的，一套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写的主要都是政治家的历史，官的历史。除了司马迁赞美商业，认为工商业符合天道，要给商人立传外，以后的史书里就不写商人了。

　　老百姓吃些什么？穿些什么？如何搞生产？如何交易？如何上税？这些对生产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不入我们史官的眼中。他们靠朝廷俸禄供养，就以为朝廷那点事就是最重要的了。

　　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的兴起。在这里，我虽然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些调侃，但我没有一点意思表明西方文明就比我们进步，他们的小农经济的封建文明一样很长，而且他们的封建文明更为残暴，他们有角斗场，让奴隶和野兽斗，大家来看，来欢呼，中国人没这么野蛮，没有这么露骨。他们有初夜权，贵族可以先占有新娘，中国没有这么邪。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贵族比西方的贵族有道德，而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反抗性更强。陈胜造反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就不信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生的，他知道是打出来的。我看到一篇文章上说，范长江先生曾说，你看中国的农民很有特点，他蹲在那里，你踢他，抽他嘴巴子，他还是蹲在那里，不反抗，逆来顺受，但他一旦站了起来，就是杀人，没有中间过程。中国历史上造反很多，就是这一点血性，搞得我们的贵族怎么也不敢太贵族了。管你什么地位，过分欺负人，就可能被砍。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这是中国式的权力制衡，以暴易暴的权力制衡。这种以暴制暴的制衡方式，比起民主选举的制衡方式，真的是太老套野蛮了。当然，在暴力制衡的同时，在我们的血腥和残暴上面，有一层文人们搞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薄薄的面纱。就中国的封建史上“官本位”文化与西方封建史上的“官本位文化相比，我们相比起来要有文化得多。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是官本位文化，都离不开暴力和血泪，离不开人对人的残暴。

（3）“工商本位”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来讲讲“工商本位”。所谓“商本位”，指的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来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管社会。有人说，这很难啊！但大家想一想，农民的尊重权威和等级的原则可以管社会，牧民逐水草而居、不时杀掠游食的原则也可以管社会，为什么工商业者这么好的原则就不能管社会呢？谁会管得更好一点呢？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国民主要通过工商业谋生，它们的社会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在进行管理吗
　　刚才讲的“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相信，随着人们愈来愈多地在企业中讨生活，“商本位”时代已不可取代的来临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皇权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阶为秩序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新和比建设的竞争。更简单地说，商本位是建设性的和平性竞争，官本位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竞争。商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科技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官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的混乱。科技文明之火一旦点燃以后，工商文明就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覆盖世界，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工商文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它的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为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力对抗。
　　比方说，过去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企业内部的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会有分配上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需要的。
　　谁死了都不行。没有好的企业家和优秀营销、技术人员，企业不可能发展。没有优秀的职工队伍，企业也不可能发展，谁离得开谁呢？***的“三个代表”的讲话，是说明阶级矛盾在生产过程之中是可以调和的，各阶层是必须合作共存的。如果没有职工们的努力，如果说资产阶级不给职工合理的报酬、不支持职工合理发展的话，它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小的利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由于社会主义整个尝试运动的兴起，都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新型工业国家进行了哲学上、思想上、理论上的置换，为社会内部的团结与和谐带来了改良。现代社会如果逐步进入工商文明，那么就把过去依靠强权、依靠暴力建立的文化给改造了，现在是依靠知识创造财富，依靠学习改变人生，依靠管理获得地位，依靠团队合作共同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使整个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讲，我们是有实行“工商文化”的基本基础的，我们且不说吕不韦那么聪明，敢把皇权当成风险投资，连皇帝他都要来制造，我们只看一下一般的中国人，有几个不是精明过人善于利用资源的？中华文化非常智慧，我们可以把螃蟹腿里的肉挑出来吃掉；可以把蛤蟆的舌头剪下来炒一盘菜；四川田埂的边上，都种满了豆子。千百年来，有限的资源被我们中国人利用到了极至！资源丰富的南美人可能不理解，人均才1.6亩耕地，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活下来了，而且还开始高速现代化了！这种智慧和这种精细多么的惊人啊！我们勤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我们贪财，凡是中国人都有发财的欲望，过年时大家一句句“恭喜发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见面就恭喜人家发财的。你见过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见面就来个“恭喜发财”吗？贪财是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啊！不贪财就没有了生产和财富，就没有了经济发展了。过去这种欲望被控制死了，压在心里，一旦开放商禁，这种基因就被激活了。我们都有一种自发的、自愿的想发财，在美国我和美国学生讲课的时候，我提醒他们，要小心中国人，我一回国就看见今天的中国人每个人眼睛都跟狼似的在发光，他们想发财呀！他们想获得财富，想通过财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不再靠《四书五经》，不再靠读“人之初、性本善”，现在有了机会，小心啊！这种基础确实给中国走向“工商文明”创造了条件。连那些骂资本和贪财的理论家，他们其实也是靠骂来发财来谋生，他们眼中一样闪着发财的光芒！正因为有这种求财的强烈动力，所以即便在皇帝老子和官僚的任意管制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晋商、有过徽商。近代兵荒马乱，还是出现了了不起的江浙财团。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求财富为中心，中华民族的工商活力马上迸发，这是有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以沿海为代表的经济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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