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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重庆 |
| 社会自觉系列之三 |
| 作者：梁泉 文章来源：凯迪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16 23:39:21 | 【字体：小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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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圣经-传道书
一
在2005年12月底和2006年12月中旬，我曾经分别三次在命运的安排下绕道重庆去西部或是到北京。这是我一年的时间段内三次到重庆，也是至今为止我三次到重庆。第一次路过重庆前后约三个小时，第二次路过重庆前后也不过48小时，第三次的时间显得很多，前后呆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三次路过重庆都不是自己刻意的计划，三次远行我都迷失在远方。
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几千年以前，重庆并没有“夏商周秦汉”，也没有“唐宋元明清”；几千年以后，在重庆，嘉陵江和长江汇流在一起流过了夏、商、周、秦、汉，也流过了唐、宋、元、明、清。恰如诗人所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重庆依然如故、炎黄子孙依然如故。
其实我和你一样，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愿意相信重庆对我们而言，乃是一本大书，作为读者，我们能做的最好就是去阅读、去倾听。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在海内华人、海外华人与华人遍地都是的全球化时代，重庆作为一个共同体，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家园，在这个地球上并非唯一，哪怕对炎黄子孙来说，它也已经不再是唯一，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中国不是文明的中心，更不是唯一的世界那样。我们已经知道“人乃神创，国乃人创”，共同体作为一个后设的话题（“家园”），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
每本书都有它的作者，“重庆”也无例外。在重庆，不论是显贵为市长还是低下如乞丐，都是书中的角色而已，它们连自己的人生命运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去改变重庆了。要说改变重庆的话，只有“重庆”的作者才能改变重庆本身。虽然人们未必知道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如果你说它是“人民”，那么，“人民”又是谁呢？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人民”这个概念，无非是具体的“你我他”而已，任何个体都是有限的，就像任何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一样。有限的个体如何去创作无限的“重庆”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无穷无尽，因此也会没完没了。世界无穷，人生却有限，那么，作为一个过客，我们不妨翻开“重庆”这本大书，且看其间一二吧。
二
书当然都是与人有关的，我们知道，就像鸟离不开树，鱼离不开水那样，人也离不开人。有道是二人成仁，三人成众。如果说“仁者爱人而已”。在一个民族社会共同体内，有限的个人谁都不是天生的显贵市长，谁也不是天生的低下乞丐，作为一个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几千年来，这样的信仰在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内并不是核心价值，可是他们并非是我们这个民族社会永远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常识。
第一次路过重庆，在出租车上听司机闲聊，当他谈到据说每年要亏损几千万的“城铁”，那种无所谓的态度让我想到这个重庆司机仿佛谈论的是与他们无关的台湾“高铁”那样。事实上，当我那次第一次到了三峡广场，面对除了繁荣还是繁荣的高楼大厦，我也几乎无话可说。第二次路过重庆是2006年暑假期间，那时我和家人到四川过暑假之后，绕道重庆和家人分别回广东珠海或到北京。那是一个“百年未遇”的酷暑，恰好被我们遇上了，所以在重庆，孩子们躲在宾馆不愿出门，只有我和妻子冒险外出，结果面对大多数可以把人烤熟的公交车，我们只有选择少数有空调的公交车兜风。那次我们路过了“红岩广场”；还有什么“碴子洞”；再到了“白公馆”，我们没有进去参观，只是在外面吃了个快餐了事。对于重庆，我们从文字上以及影视上被告知了很多，事实上，关于重庆，我们总感觉自己知道的很少。在我们最近的印象上，重庆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一个内战的战场，而不是对抗外族侵略的陪都。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还有机会第三次路过重庆，而且会是在那么短短的半年之后，因为第三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可以打发，所以我要去“解放碑”和“朝天门”这些地方。在前往“解放碑”的公交车上，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读重庆”。我已经说过，我和你一样，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愿意相信重庆对我们而言，乃是一本大书，作为读者，我们能做的最好就是去阅读、去倾听。
第一次到“解放碑”，我看到的还是像三峡广场一样除了繁荣还是繁荣的高楼大厦，其实“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因为在这个繁华盛市，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中国大地就是在无数“解放碑”的名义下，一个号称中华民国的国家被翻转，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被改编。在“重庆”这部有着中国当代生活命运记载的大书上，每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人都作为其间的一员被改变。一些人被“解放”了，一些人被镇压了，“解放者”胜利了，被解放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生活又开始了。如此“替天行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剧，在几千年的华夏民族社会间都这样循环，人们已经熟视无睹，见惯不怪。
其实，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果仅仅是一个战场，就不会是共同体；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果仅仅是一个戏子的舞台，也不会是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共同体的本意应该是家园，而不是战场或者是舞台。家园是个让人生活的地方，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内，人们想得以生活就离不开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就离不开人人生而平等。因为“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既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作为一个共同体，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所推崇之“天下为公”就只能被理解为天下乃公民的天下。公民者，乃人人也，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不仅是“人民”之天下，因为有“政治正确”的“人民”就有政治错误的“人民敌人”，所以“人民”者，“替天行道”者的“政治正确”也。最终只是窃国之借口而已矣。
人不可能再次变成天使，所以人间不是天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不是，永远都不会是。事实上，“人类关系中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危机，这主要与普通公民的人生观有关，而与各个政党的活动没多大关系。”（哈耶克）是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彼此相依的人类只有在家园里彼此相爱，除此别无他途。因为所有民族社会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
那一次，我从“解放碑”步行到了朝天门码头，在嘉陵江和长江汇流的这个地方，面对两条大河，我的思绪里流过了“夏商周秦汉”，也流过了“唐宋元明清”，记忆犹如一张旧船票，人们借助它一而再再而三地登上历史的客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在两条大河面前，我的思绪逆流而上，也顺流而下，我问同胞，也问自己：
人能立法让大河改变它们的流向吗？
三
第一次路过重庆时，我曾经有过一个愿望，那就是坐一坐过江缆车，第三次路过重庆，我终于了了这个心愿，那次我们从解放碑到了南岸区，一江之隔，就是两重天地，人烟稀少的南岸让人好像是到了大地深处的一个偏远小镇，你的感觉里是那种陌生的熟悉，还有那种记忆里的遥远，我们都曾经来自那里，那个我们把它叫做乡土中国的地方。事实上，它们永远是我们情感的家园和梦中的故乡。
共同体作为一个家园，是因为人的主体性，自主的个人是相对于共同体而言的，一个“乘浮桴于海”的人无所谓自主不自主，共同体（家园）的意义就在于使有限的个人通过分工合作而变得三头六臂，变得生生不息，它们不仅体现在铅笔这样的工业故事中，更体现在有如长河一样的社会生命中。你不可与夏虫谈冰的事情，因为它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人却可以问大河任何问题，因为人与河一起生生不息。没有人能立法让大河改变它们的流向，每一条大河都有自己的路。读重庆，使我知道它不应永远只是一个力士的战场和戏子的舞台，因为它永远都是一个家园。人也有自己的路，不会因为时代与社会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没有人愿意局限在土地那样的物理空间中，在物理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那就是共同体这个人类心智重构的社会家园。有人把它们比喻为可“一铺养三代”的“市场”，有人指称它们为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现在又有人把它们称为“网络社会”。
从南岸到南屏镇的路上，有一小段狭窄、破烂、荒芜的路面，使人有那种车在开往远方的感觉。在南屏镇，看到那些无手无脚的残疾艺人乞丐以及那些四肢发达却头脑空虚的街头小贩，我们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同行的朋友问，我们的家在哪里？作为一个海内华人，千百年来，我找遍中国去寻找中国，就像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把他的祖国比作奔驰的三套车，并且问它的目的地在何方时所写的那样“除了传来美妙的铃声，没有任何回答。”
三次命运安排我路过重庆，并让我得以阅读重庆时知道，我们的家园只能在民族社会以及人类社会这个共同体里。如果说“天地要废去”，而共同体却是一个超物理的空间，在那里有限的个人和有限的生命才能变得完全，通过它们我们这些地上的过客才能找到那条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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