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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乞的权利与施舍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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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若水山人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7-30 20:46:22 | 【字体：小 大】 |
“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钱物”。
如果从善治的角度考虑，政府对乞讨行为进行必要的治理是名正言顺的。比如打击强逼未成年人行乞，对组织老幼病残以行乞为名进行谋利的人进行惩处，救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乞丐等等。
但是，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各个政府部门对限制乞讨行为的强调，却鲜有看到相关部门对拐卖、强逼未成年行乞行为有何处理，对组织老幼病残行乞谋利的“丐帮头目”如何法办等等。
有关部门称所谓“职业乞丐”（“职业乞丐”其实是一个十分不严谨的称谓，此处不赘述）行乞谋利、不劳而获，却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一方面，呼吁人们不要施舍以免被骗或助长不良行为，另一方面，并未主动向市民提供救助站的联系方式。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人人都享有行乞的权利与施舍的自由，政府不应该以何种理由或形式进行干预。
通过乞讨获得生存，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这项权利的来源，不仅出于维护生存权的内在需求，密尔的“伤害原则”也告诉我们这是不可剥夺的自由——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构成伤害时，我们才有权利限制他的自由。除此之外，个人有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乞丐的行为对他人构成伤害，谁又有理由限制甚至剥夺他们行乞的自由呢？
在中国，乞丐（哪怕是所谓的“职业乞丐”）大多数是靠出卖自尊来营生。也许有人会说，很大一部分乞丐是骗人的，他们利用大家的爱心骗取钱财——这样的乞丐，我想是有的（可能还不少），但这并不是禁止（限制）行乞的理由。反对“职业乞丐”靠装可怜博同情，这样的人遇到“真乞丐”是否能心生怜悯也是值得怀疑的。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合法的前提下，如果行乞能使乞丐获得幸福，有何不可呢？要改变的，是中国（部分）乞丐那种靠抱大腿、扯衣服等带有强行乞讨的方式，若能如法国、美国等“职业乞丐”，靠拉提琴，做一些表演获得施舍，这也算是劳动所得吧。如果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这已经超越了行乞的范畴，相关部门理应有所作为。
施舍的自由，是我们处置个人合法财产的自由。不管是从法律还是道德的角度，政府规劝市民不要向乞丐施舍钱物都难以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伤害，如何处置个人合法财产，政府部门无权干预；至于对可怜（哪怕是装出来的）的人心生怜悯进而施舍，谁人可以干涉？
“只要不直接向街头职业流浪乞讨者施舍，街头流浪乞讨现象会迅速减少”，这样的逻辑，跟前段时间山西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惩治黑煤窑的思路可谓异曲同工——涉煤区从事非法采矿民工的存在，是私挖滥采难以根治的一大原因。如果能震慑农民工拒绝进“黑煤窑”打工，私挖滥采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典型的懒政思维。
如今，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强势人群对弱势群体的偏见，甚至，少数掌握话语权、决策权的人，总希望制定一些所谓的规章制度以巩固自己的利益——他们期望城市建立起更高的门槛，挡住农民工，赶走乞丐——他们喜欢表面的繁荣与光鲜。
在限制乞丐行乞行为，规劝人们不要施舍的理由中，相关部门往往会抬出一些如乞丐“好逸恶劳”、“利用爱心、善心和同情心”等等词汇，对乞丐进行道德攻击。
然而，我们是要建设一个法治的社会、和谐的社会，应该允许各色人等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自由。如乞丐持有的道德观念，就不能以任何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剥夺。“法律所应该处理的不是私人的道德质量管理问题，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有权利接受不同的道德理念，如果社会允许人们有这种自由的话，就不应用法律这种强制性工具去强逼人们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强逼人们不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石元康）。
再者，一个公平的决策，应当是建立在各利害相关者公正平等的博弈基础之上，对于限制行乞或规劝施舍等规定或通告，哪个制定者征询过乞丐们的意见或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过他们的想法？
现在的乞丐们几乎没有声音了，但属于每位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我们要坚决捍卫。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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