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种情况下，与此案有关的利益双方会在立法议院里寻找代表。如果立法机构有了促使信息公开的利益冲突机制，那么利益双方的竞争是在阳光下的公平竞争，议员个人的寻租行为就有一个徇私枉法与奉公守法的利益权衡；相反，如果是在和谐协商的机制下，由于排斥冲突，所有的博弈只能在幕后台下进行，于是寻租风险降低，腐败必然盛行。

冲突机制之所以难能可贵，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理由——只有在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人体的肾上腺素才会加倍分泌，个人的思索与工作效率才会大幅提升。而使人感到温暖的协商讨论，只会增生人体的惰性，使人不思进取。这也是相互间的竞争、比赛往往会激发人的斗志、从而提高绩效的生理原因。

和谐民主（协商型民主）实际是个伪概念。因为民主必然蕴涵着观念与语词上的冲突，只有通过这种严肃的理性辩论、不同意见之间不讲情面的质疑与答辩，人们才能辨明是非、厘清利弊。在这里，容不得庸俗虚伪的温馨。而所谓的协商民主，也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民主的要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在协商的过程中，意见对立或分歧无法达成一致该怎么办？正常的冲突型民主中，当然是票决——少数服从多数。而在所谓的协商民主中，只能是下级服从上级、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又是什么？

冲突机制不仅在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在法官公正断案上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会因为讲和谐而取消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词语冲突，这个道理比较简单，此不赘述。

冲突机制在一个社会的创新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上的巨大作用恐怕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理性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国度里，科学、文化上的必要冲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常常因统治者的颟顸而被压制。这其中，统治者出于政治稳定而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自由争鸣进行压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不涉及政治的科学、文化上的冲突也进行干预、压制，则是一种应予抨击的愚蠢。

我朝的统治者一向习惯于用军队、行政上的方法来管理科学、文化事业，这已经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了，现在如果再强调和谐、反对冲突，那么这些领域的落后面貌将更难改变。

和谐一词有求同存异的涵义。求同存异在政治上也许是必需的，但是在科学、文化的发展上却是一种必须克服的弊病。要鼓励创新，就应该求异存同。而求异的过程就意味着不同观点、见解间的冲突和激烈的争论。在这里，和谐绝对是创新的毒药。

毛泽东晚年只讲斗争不讲和谐的斗争哲学，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在纠正了毛的错误后，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蜕化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

中国人历来喜好“一团和气”，从来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说。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还好说，这个批评——不是两个人私下的数落，而是在众人面前的公开指责——叫被批评者的面子往哪儿搁？中国人与西方人比较，特好讲面子，同志间公开的互相批评，不啻是中国人灵魂间的一场战争。不论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而言，这都是一件伤感情、触心境的痛苦之事。这显然是苏俄的舶来品，但是它却使中共显著地有别于传统的会党，极大地提高、凝聚了党的战斗力。使加入中共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告别了传统的面子、人情社会，进入了一个迥异的革命团体。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这三项统称为党的三大作风。相比较当年的国民党，中共的这三大作风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革命、批评，在哲学上都属于冲突的范畴。如果和谐至上，排除冲突，那么已经被庸俗化与弱化的党内批评势必会进一步被忽视与摈弃，党风与党的建设也将更加堪忧。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冲突在一个社会中的确具有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和谐社会”提法的错误或不科学。因为依此逻辑，难道我们还要提出建设一个“冲突（斗争、革命）社会”不成？

和谐与冲突，正如革命与保守一样，只是人类谋求发展、进步的一种工具，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的作用。当然，这些概念也可以成为阶段性的诉求和追求目标，但是它们显然不具终极价值，不能与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终极价值一样成为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提出“正义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社会”，但是我们不能提出“革命社会”、“和谐社会”、“团结社会”、“稳定社会”，等等，那只会贻笑大方，显示我们的理性尚不成熟。这种理性的不成熟与几十年前的革命崇拜一样，把一种只具工具价值的概念误作社会的终极理想，科学共产主义被庸俗化为拜革命教，最终结果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搞得社会几十年动荡不安，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为何说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是终极价值呢？因为这些价值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实行商品、货币制度的时代）无法被替代、化约、还原，同时由于这些价值植根于人性，因而具有跨越民族文化的普世性与无条件性。与这些概念相比，革命、和谐、改良、稳定、保守、团结等这些概念只具有工具或阶段性的目标价值，它们的这种工具性、价值性总是有着许多条件制约的，譬如，革命的合理性只在特定的时空，离开了这个特定时空的条件制约，革命就会变成浩劫。再譬如，团结也是一个好词（波兰曾经有一个团结工会），但是在法西斯思潮泛滥的时空，无原则的团结就是灾难。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不用和谐，那又应该用何种概念来凝聚人民的力量呢？正义（公正），只有正义才能凝聚13亿人民的力量。因为正义是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终极价值的总称。和谐不一定会实现正义，而正义却能实现和谐。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口超过环境资源承受能力），城乡二元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为实现和谐，就必须把大部分农民束缚于农村，新农村运动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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