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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阴影下的后共产主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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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邢汶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3 20:21:26 | 【字体：小 大】 |
【本文原载2004年8月22日 日本第二版"邢汶专栏"，应该事先澄清的是，本文不是一篇异议文章，对政府也并无诋毁。相对，颇有些对中国政府和无奈处境的辨析。】
在中国，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由手枪和暴动构成的，而是由推土机和搅拌机牵引的。这场革命究竟是什么？它将把中国引向何处？
尽管我们没有看见，但悄然而来的全面私有化进程饱含着无数人的辛酸和痛楚。这些辛酸和痛楚会转化成人民的仇恨吗？执政党政府正以忍痛斩腕的决心和丧失下层民众拥戴的痛苦代价，试图推动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
现在很多西方报纸把北大的焦国标抬得很高，他因为攻击执政党的宣传部和歌颂美国大兵而扬名天下。这个焦国标在人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见过，虽然谈不上交情，但也不至于恶语相向。但我必须要指出，焦国标正在做一件智障儿童都会做的事情。在中国，包括余杰和焦国标之流的被西方国家推崇的民主斗士，都习惯于一种既简单又愚蠢的办法，把就是把国家治理不好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执政党。他们暗示，只要推翻了执政党政府，中国立即就会进入现代化，正如焦国标的意思，只要取消了中央宣传部，中国马上就可以走向新闻自由一样。
中国迟迟没有实现民主，离科学越来越远，执政党负有责任，但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负有责任。简单地一棍子把执政党轮倒在地，无非是让西方人士看得更快活一些，这不是学者的态度，更不是对民族前途负责的态度。要想看清楚中国当下的真实情形，必须从细节入手。我们可以寻找很多细节，其中，以拆迁运动最具典型性。
让西方国家的读者明白什么叫"拆迁运动"是个比较棘手的事情。简单地说，五十年前，政府把全国几乎所有的土地、厂矿和交通全部收归国家所有，其中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是是住房。由于历史沿革变化频繁，造成全国有庞大的房产没有清晰的产权，这些产权含混的房子，政府一声令下，让原来居住者搬迁到其他地方去，把房子推倒，整理出平地来搞开发。老百姓得到的补偿不能满意，但法院却又得到暗示，不受理这方面的案件，于是老百姓投诉无门，纷纷到中央上访，甚至在政府门口自杀表示抗议，引起了一个被西方报纸称为"公民维权"的浪潮。
我估计中国至少有几百万人的生活因为拆迁而受到严重影响，除了那些到处上访甚至以死抗议的人，更多的是默默接受这样一个不公平结局的百姓，他们只好怀着郁闷的心情，悄无声息地搬走了。而他们留下来的空地，则是寸土寸金的繁华地段，政府在这里盖起高楼，转手就是几千万几个亿的惊人利润。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执政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执政党政府就是专门跟老百姓做对的，只要老百姓讨厌的事情，它都乐此不疲？--不是。执政党并没有勤奋到这种地步。在这拆迁运动的背后，是悄然而来的全面私有化进程。
执政党建立新中国后，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公有制的方向。近二十年来，执政党政府阔步推广市场经济，造成了国民资产产权混乱，权责不清，如果继续把市场经济推向深入，明晰产权就是最致命的步骤。
明晰产权并不麻烦，逐一划分就可以了。每一个房屋，每一个工厂，逐一核实审查就可以了。但是，要知道中国有几千万个房屋，几百万工厂，如果通过这种公正的办法来明晰，恐怕成本就会高昂得惊人，是政府所无力承担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取了非常可怕的快速解决办法，那就是牺牲一批人的利益来满足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面目就变得狰狞可怕起来。
然而，这并非是执政党的初衷。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并非只有普通百姓，政府和执政党都在承担同样的代价。尽管我们看不见，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正在加快，这种进程饱含着无数人的辛酸和痛楚，其实也包含了执政党本身的痛楚。执政党政府正以忍痛斩腕的决心和丧失下层民众拥戴的痛苦代价，试图推动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
这些辛酸和痛楚会转化成人民的仇恨吗？ 我不知道。执政党正在经受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次蜕变，它希望挣脱蚕茧，振翅高飞，带领他的国民加入自由富足的国际大家庭的光辉行列。他能做到吗？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时击退来自左倾右翼的袭击，并且让自己平稳度过艰难的荆棘岁月？
本来，作为执政党来说，它对国民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政治领域。它要集中精力搞好政权建设，要把自己委派到政府的干部管理好，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执政党的精力一直都被经济问题死死地拖住了。执政党的干部无暇顾及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把所有力量倾注在某个工厂，某个工程项目上了。
现在，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他希望摆脱经济问题的困境，腾出手来管好政权。他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那就是在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二元化：政治上维持执政党政权并且能够得到强化，指导思想是集权主义的。经济上则实行市场经济并且得以完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的。
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执政党正在悄悄地实现这样一次艰难的蜕变：它竭力改变自己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的形象，试图用民族精英政党的概念来为自己重新确定角色。西方报纸上很多文章嘲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说这所谓的三个代表缺乏理论深度--我始终搞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认为一个坐在国家元首的座位上的人，会像他们想象得那么幼稚，那么愚蠢？中国的官场等级森严，像江泽民这样从基层官员一直攀升到国家元首的人，必然有他的出人之处。
事实上，所谓三个代表，决非江泽民的灵机一动，这是整个中共中央集体反复讨论之后的结果，是一种强大的、令人生畏的政治暗示。它表明，执政党准备以民族党来取代阶级党，它准备含蓄地承认，尽管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群体，但执政党将代表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利益，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调停者。
执政党坚信，自己的坚强存在，是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前提。这种想法的对错且不管它，至少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如此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格局，很难预料中国的未来如果没有执政党究竟能不能保持稳定团结。执政党正在试图政治上以一党执政求稳定，经济上以自由市场求发展，这是美妙的计划。但这种美妙的计划能够顺利执行吗？
要保证这个计划的顺利执行，要求执政党依然积蓄有强大的执政力量，尤其取决于中共中央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可以同时击败来自左倾右翼两个方面的进攻。它必须斥退那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潮"卷土重来，还要警惕那些要求多党轮流执政的右翼诉求。而事实上，这两种力量，已经借助民间的不满情绪，势力大张。前者认为，改革开放过了头，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必须回到国有企业时代。后者则把一切责任推卸给执政党，要求党引咎下台。
有迹象表明，执政党正在面临着一个历史上最凶险的荆棘时期。执政党的这种"惊险的跳远"如果能跳出去，也许能实现自由经济和集权政治的结合。如果跳不出去，其结果，将是难以逆料的，也许我们要面临一个血雨腥风、许多人头落地的噩梦，也未可知。
一个神秘的超级资产阶层暗流涌动，一个庞大的知识青年群体前途堪危，上亿农民继续保持他们已经保持了千年之久的沉默，城市失业工人处于最愤怒的边缘，社会结构脆弱得如同冰糖葫芦，他们会最终导致革命风暴吗？
尽管我经常指出中国执政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我从来不认为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更不认为它执政的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间社会极度的分散性。现在的中国，除了执政党有严肃完整的系统之外，没有任何组织、社团和中间力量能够具备这种动员能力。
中国的社会阶层在继续分化：一个神秘的超级资产阶层暗流涌动，他们掌握着不显山不露水的庞大财富，但很少在媒体上出头露面。他们之间似乎也没有过于密切的联系，只是各自分散在自己的别墅里，悄悄享受财富的乐趣。一个庞大的知识青年群体前途堪危，他们毕业之后马上面临失业的命运，而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当他们试图重新发动对政府的进攻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软弱得连一份基本的谋生余地都没有了。上亿农民继续保持他们已经保持了千年之久的沉默，尽管也上访问，也有部分学者为他们呼吁奔走，但他们依然处于可以被随时忽略的位置。城市失业工人处于最愤怒的边缘，他们心怀愤懑，但毫无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可能。社会结构脆弱得如同冰糖葫芦，他们会最终导致革命风暴吗？
社会结构脆弱，的确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到来。我看流亡国外的那些民主人士的刊物，正如当年台湾年年高呼返攻大陆一样，他们也高呼年年都有可能爆发革命--社会结构的脆弱，虽然是执政党管理社会的难点，但同时也是革命的阻力。不安定的力量和愿望无法通过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凝聚起来，只能把抱怨留在卧室里，留在电视机旁。革命，也只能留在脑海里，海外的字面上，以及毫无意义的信念里。
若要治理中国，需要狮子一般的体格，狗熊一般的耐力，天使一样的理想，魔鬼一样的手段，还有就是承担夜复一夜的噩梦缠身的巨大承受能力。如果上帝诅咒一个人，则必定指令他去掌管中国。
我们重新回到拆迁的话题上。拆迁行动不是中国执政党的心血来潮，更不是什么公民维权，而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个庞大的私有化进程的一个环节。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企图在极低成本下扩张市场经济的规模和能量，不得不牺牲了一大批人的现实利益。
我本人并不满意执政党政府，因为它缺乏气度，有娇气而无傲气，琐碎犹如女人，喜欢讲究排场而缺乏勇气--但无论如何，我从来都不赞成西方某些媒体以及流亡人士对执政党的妖魔化。我希望学者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不是坐在书房里漫骂。正如余杰或者焦国标之流的所谓名士，以漫骂媚外为荣，假如让他们自己真的坐到政府长官的位置上，他们将是比现在的官员更废物的垃圾。
若要治理中国，需要超人的智慧和勇气。需要狮子一般的体格，狗熊一般的耐力，天使一样的理想，魔鬼一样的手段，还有就是承担夜复一夜的噩梦缠身的巨大承受能力。如果上帝诅咒一个人，则必定指令他去掌管中国。这就是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我相信，这其实也是中国执政党内心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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