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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看沉渣又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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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庆尧 文章来源：百灵社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9 10:33:06 | 【字体：小 大】 |
夜宿紫禁城，
珠帘带风久不寐，
残花弊裘进罗帏。
珍妃欲言还回窥：
“八国联军走也未？”
前几年有次到北京，投宿故宫东侧红墙之内的一个部队招待所。远在前清，这里是皇帝、后妃们的地盘，想来好玩，兴之所至，禁不住要打油一首。当然，住的那段时间并没有什么珍妃入梦的艳遇，灵感的获得，主要来自此前听到的一个故事。故事说得是我的几个搞摄影的朋友，到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边缘采风，偶遇一八十岁老汉，交谈中得知是山东老乡，1946年为躲避日本鬼子他举家一口气跑到了这里，六十年再没离开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哽咽着问：“现在，山东那边的日本鬼子走了没有，还在杀人放火吗？”
躲在世外桃源中的秦朝遗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和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边缘的山东老汉以及我打油诗中残花弊裘的珍妃，有共同的语言。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还有目下穿西服、扎领带、喝咖啡、玩电脑，却一脑门子君君臣臣的腐儒们。
报载，9月30日孔子诞辰2556年纪念日期间，山东、上海、甘肃、吉林、福建、香港、台湾等地都举行了祭孔典礼，孔子故里曲阜还在孔庙举办了“2005全球联合祭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山东省政府都参加了此次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等学者建议，中国应该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重振孔子创立的儒学，甚至将儒学定为“国教”，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10月底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说是“苏州出现现代私塾”，在这家现代私塾里，“焚香静心，老师穿汉服，学生盘腿而坐，上课前先朝至圣先师孔子像行礼”。课堂陈设也模仿古书所载，学童面前的黑色小条桌只有1尺高，匹配的矮凳只能让其挺腰盘腿端坐。老师则身穿汉服教学，他不用钟表，而是以点香计时。上课前他首先向学生介绍孔子的生平，接着带领学生向孔子像三鞠躬，并朗读《开班文》：“华夏文风，首开三代。校庠以传，孝悌以载……”
忽然想起了前几年的风行的“儒家文明整合全球”论，印象中大致说得是世界的希望在东方，东方最具活力的“四小龙”的主流价值在儒家。于是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似乎西方那套自由民主已经穷途末路，在历史这潭沉寂的死水里已经腌成咸鱼的儒家打个挺又阴魂附体，生龙活虎的跳上陆地要去担负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仿佛儒乐一奏会百兽率舞、万国来朝，全世界人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沐浴儒家的荣光开创崭新之未来。
儒家文明什么时候会一统天下现在还没有一个准数，而世界潮流确也没有给儒家面子的势头，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没有望风披靡伏首请降，倒是腐儒们的叫嚣在火腾了一阵之后，心有不甘的渐趋复归于沉寂。既然心有不甘，一有风吹草动，他们还会露头。就像打油诗中珍妃遇到了可以托梦的我，和沙漠边缘的老汉怀揣六十年的余悸，而不知道今夕何夕。
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一圈没有头脑的猪猡。以“五四”运动为发端，各种纲常礼教和各类牛鬼蛇神在疾风暴雨的革命中跌落尘埃，新文化、新思想势如破竹一路摧枯拉朽。此后，一批批崇尚彻底的社会批判和暴力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前赴后继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构筑着他们共同的集体主义理想。新的时代，这一理想无可挽回的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而幻灭。信仰的真空，本身就是个酝酿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黑洞。
中国有种种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之一，就是这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正所谓“有病乱投医”，“新儒学”派不甘在寂寞中独善其身，他们满怀兼济天下的情怀，给目下杂乱无章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开了一个药方，决意要让儒家起死回生、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
说到新儒学，不能不说康晓光先生。在那篇著名的《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中，康先生认为，“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向外求索没有出路，必须返回过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出路。在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而且关心的核心是为政者的主观动机。它对为政者的唯一要求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管其政权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还是前任授予的，抑或是用武力夺来的。这样一来，在考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时，一方面回避了选举问题，一方面回避了对政绩的直接依赖。可以说，这样一种合法性理论最适合于中国的现实，因为它可以在不改变权威主义政体的前提下，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同时作为一种‘理想’通过发挥‘示范压力’推动政治进步。”
康先生没有把他的理论仅仅局限在论述政治的“合法性”上，以此引申开来，进一步论证的是“惟仁者宜在高位”，政治精英不需要“选举”和依赖“政绩”，只通过修身、齐家、治国，便可以“发挥‘示范压力’推动政治进步”。“现代仁政”，可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威主义政府”去“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目的，康先生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活动。……这一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彭永捷先生，也是儒教的热心人，他也提出要推进“儒教仪式的革新与创制，儒教教义的研究和变革，使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成为一个公认的世界性的宗教”。就连旅居伦敦的资深媒体人陈冰，也出来论证“儒家文化是先进文化”。一时间，“新儒学”一洗儒家满脸的污垢登堂入室，在新的百家争鸣中理直气壮的扯开了他们的嗓门。
“新儒学”，前面有一“新”字，意在改头换面有别于“旧儒学”，但花样翻尽，改不了的是他们袍子下面的“忠恕之道”、“为民父母”、“保民而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让所谓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从而维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讲政权的合法性，讲和谐社会，但他们的理论基础，即使脱去长袍马褂、换上中山装或西装革履，还是那离不开“纲常礼教”这一精髓。
想起了韩非《五蠹》中的句子：“今若或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褒扬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的，有巢氏构木为巢让人民避禽兽虫蛇，燧人氏钻木取火让人民化腥臊远疾病，鲧、禹疏浚河道让人民远离洪涝灾害，汤、武征伐桀、纣救人民于暴政，都是一时之圣人。离开了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谈构巢、谈钻木、谈疏浚、谈征伐，纯粹扯淡。“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这是《吕氏春秋》里的《察今》上说的。世道变了，岂能永远抱住祖宗的大腿不放。
对这些常识性的古典文献康先生们不会不知道。搬出三千年前的老古董来救世，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无裨益，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有损害。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种乌托邦就连在中国人的睡梦中都从没出现过。尧、舜、汤、文武周公那都是儒家出世之前的事情，且不说孔子之后，单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即使是孔子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后世，儒学究竟培养出了几个行“仁政”的“仁君”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威主义政府”？对照这一标准，先不说暴虐的隋炀雍正，即使是唐宗宋祖康熙乾隆也差得很远。儒家数千年没有实现的理想，要拿来在当下的中国实现，就连康先生自己也承认是“只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迂腐又是什么？退一万步说，我们可以接受“仁君”，仁君总比暴君强。但是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经过人民的选择、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治衡，仅评素质、喜好和觉悟，居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仁君”并不可靠。
回到“四小龙”腾飞的话题，作为“四小龙”中最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日本的发展不是所谓儒学的功劳，相反，是他们比中国更早的意识到了儒学的弊端，及早提出了“脱亚入欧”，战前奉行的是军国主义，战后更多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中国的媒体和愤青们还在为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为我们抗战期间先辈大刀队战场上的威猛而陶醉，一相情愿的呵护着自己“文化母国”或战胜国心理上的优势，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探讨日本过去的崛起、以及战后的翻身，岂不知日本人的后来居上，正在他们弃儒的结果。
“新儒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所谓“中国国情论”。康先生们的“新儒学”，是在充分论证了包括君权神授、武力争夺、民主选举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提出的。换而言之，“新儒学”认定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不可行。这可就奇了怪了，禽流感、爱滋病和这门“新儒学”都适合中国国情，偏偏就是民主选举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样的国情真是生的蹊跷。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儒学可以使吏治清廉、让民风醇厚、制止礼崩乐坏，把所有国人都培养成谦谦君子，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总不能关起门来建自己的“君子国”？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加速推进，全球竞争既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孰进步孰落后已经再明显不过。“君臣、父子、上下、尊卑”没有维持封建王朝到永久，它也注定成不了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一系列问题的灵丹妙药。抱残守缺，只会误国误民。依照“新儒学”派的宏图大志，“儒教”不仅要成为“国教”，还要去拯救全世界的。——就连这样的春秋大梦也敢做，想到这里，我们还能再对“新儒教”们说什么呢？
让劳累了数千年的孔子歇了吧。儒家再辉煌的历史都已经做了历史，中国要追赶先进的国家，不仅要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要分清优劣、择善固执，至于所谓“新儒学”，则当以弊履弃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才是中国的出路和希望所在。
本文标题中有一“闲”字，是因为我看准了“新儒学”只不过是鲁迅先生说过的“沉渣的泛起”，不必拿他们太当个事；鲁迅先生《沉渣的泛起》一文结尾已经勾勒了的，也正是“新儒学”的今天和未来：“泛起来的是沉渣，沉渣究竟又不过是沉渣，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命运，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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