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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李敖的演讲看大陆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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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于仲达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26 23:53:37 | 【字体：小 大】 |
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随着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发展，除了极少数利用特权、荫庇、高科技成果等优势分化到财富阶层去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迅速走向边缘化。在政治上，他们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逐年退休，脱离了政治舞台，心无所用了。另一方面，他们经过数十年历炼，确实也是“看淡了、看透了”(汪曾祺的话)，任何政治激情都再难燃起，无论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卑贱的权欲。在经济上，他们是困窘的、无力自拔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越来越不适应快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观念陈旧，为传统所束缚，根本无法（也缺乏主动）从市场经济中去为自己分得一杯羹。两千年来，在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双重规范下，中国知识分子向权力屈服是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但他们在接受财富的役使这一点上常常表现得忸怩而迟钝，因而无论是当智囊或者抬轿子都不甚合格。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本就所知甚少，更不懂得如何抓住机遇玩弄手腕，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当然也与他们基本无关。启蒙死了，启蒙并没有万岁。知识分子在后鲁迅时代扮演的角色日益尴尬。意识形态站立在历史的暗处，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圈定着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规训与惩罚以话语暴力和身体暴力禁闭着自由，并且已经开始的学院化体制正在迅速扩展，它的许诺与召唤，甚至包括学术的光环使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启蒙立场，从十字街头退居到封闭而精致的象牙塔获取了充足的合法性。在鼓励表达的同时建立表达的禁忌，在倡扬理性的同时遮蔽激情的生长空间，在这样一种管制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里，知识分子学会了语言表达和身体表达，并且习得了一种良好的边界意识和极限感觉。已经几乎没有人试图「以身试法」，去拓展这个逼仄的表达空间，更多的知识分子学会了尺水兴波的生存方式，在自娱自乐中聊以自慰。与此同时，商业化写作成为公开的秘密和时尚的潮流。金币的光芒和大众的膜拜，成为一种永不歇息的驱动力，炒作、谩骂、作秀、合谋、表演成为现实的戏剧，其可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过知识分子提供的文本。生活已经成为一场没有法官的闹剧，被审判者已经道貌岸然地粉墨登场，在冠冕堂皇的所谓文学与大众的结合的口号中，向孤苦而单纯的大众贩卖着劣质的假钞和空洞的话语。 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途径，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地介入当下中国的现实，把握历史的暗流涌动的方向，建立自身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感与互动机制，这也许才是给启蒙的历史灌注动力和活力的唯一出路。
崔卫平女士调侃到，享受吧，知识分子别忧患了。她嘲讽的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只企望社会大事件，方人大悲欢，他们围绕在时代风云面前就像围观在火灾现场，评头论足，指手划脚，高谈阔论，而一旦风云过后，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思想感情苦闷得很。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就是地狱，当老百姓就是不合理待遇。 显然，李敖先生不是这样的人。离开最世俗的生活，只会哀叹现在“人心不古”啊，“道德水准下降”啊，“文化沙漠”啊，“终极目标”、“终极关怀”啊，这同样是一种弊端。崔卫平女士奉劝知识分子要热情生活，尽量享受，她表达的是对这个悠久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的不同看法。李敖先生早就做到了。可笑的是，当大陆知识分子在这里倡导拒绝谎言、“生活在真实中”；倡导社会良知、呼吁从良心出发的政治。这样的行动能力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人们把大量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都花在讨论着一些东西上面，人家李敖呢？ 李敖二十六岁起，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了四年，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十四年的「牛棚」生涯，包括以叛乱罪名，被乱判八年半在内，家也一再被抄。而他自己，则长年身陷黑狱，日与狱吏为伍，夜与蟑螂、白蚁、蜈蚣、老鼠为伴。李敖四十四岁时复出，可是两年后，国民党再度以冤狱判他半年，目的在中止他「恶势力」的扩张，并把他斗倒斗臭。但是有着度过「冰河期」历练的他，苦战不懈。他从揭发国民党司法与监狱的黑暗开始，大规模的延续他自文星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写作，把国民党搞得焦头烂额。他每月写一本书，连写十年，一个月都没间断，他为理想主义打拚的精神，无论敌友，都推服无间。他秉持一贯理念痛批政客而卓然有成。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曾宣称他是这次选战中「真正的男人」，挖苦其它的参选人为「雄性的动物」。长年来他直言不讳，著名的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逃过。反政府的激烈言论，使他在70年代及80年代两度入狱。他成为地下英雄及国际知名的人权斗士。「笑傲江湖」的电视节目让他重回舞台，吸引数百万观众每晚看他横批政治。
我们应该象李敖这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学习，而不是先批判。
鲁迅说，中国缺乏俄式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知识，缺乏思想，是不折不扣的“知猪”。漫长的中国社会诞生了一个虚伪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或为强势所豢养或者依附在某一肌体上，因为生活不愁，大抵没有底层生活的体验，所以就难有不平，他们总是以绅士的面孔出现，这样既体又中庸满面伪笑，显得十分有教养，不平者稍有反抗，便摆出一副调和折衷的样子，动则大骂“偏激”，怯于斗争，往往把严肃的斗争戏说成“无谓的”争斗，这些貌似“超然”的清客并不耐久，稍有动荡，便很快以各种方式站到丑恶势力一边，完成从“帮闲”到“帮凶”的过程。（张炜《冬天的阅读》）中国的许多文人正是从适应那个阉割人的专制体制开始，导致了操守的丧失，灵魂的堕落。在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度，做个暂时的“看客”，做个待利到的“渔翁”，的确不失为百试不爽的良策。可以没有激愤、没有良知、没有责任，但却万万不可没有良策，这就是一部分国人的心术。鲁迅先生说得透辟：“我正因为生存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爽骨道……与虚伪的士大夫知识人相比，李敖永远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一个真诚的狂生，一个无畏的反抗者，朋友这样说：“他是一个快乐的反抗者，或者说是一个更世俗化的反抗者，他对肉欲和正义的追求同样地肆无忌惮……李敖是快乐的，他率真而狂热地追逐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色欲，他的肉身和他的灵魂同样丰盈，他在追逐正义的同时从不为自己的欲望辩护或试图升华原欲，他不仅是精神世界的狂者，也是现象世界中的狂人。他不会像尼采那样发狂，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狂人。他可以说是小人和君子的合体，因为他同时受原欲和神性驱使，而两者居然并行不悖。”羽戈也说，一个快乐的反抗者——不是狂喊革命口号的悲壮烈士，而是以近乎喜剧的姿态消解专制意识形态的垄断与高压。
自古以来，伪善的知识分子标榜清高太怕清义，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荣誉。中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就此而言，我喜欢鲁迅、胡适，不太喜欢周作人、俞平伯。要把获取知识当作一种思考的乐趣，不要把它作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就此而言，我喜欢那些钻研纯艺术的学者，如宗白华，不喜欢那些官僚型的，如刘再复。要改革我们的人生观，消除圆滑、通融、敷衍、消极、清高。过于天真、狷介、独立的人，常常被体制排斥，中国的官僚体制容纳不了这样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摆脱为学的“政治情绪”，“坐而论道”也行，只要不成为无用的“书虫”就行。 放声呐喊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狂狷自负之人偏偏得不到承认，四野寂寂，和声寥寥，漫天流行皆实用思想，思想者的处境往往是个悲剧。特立独行往往是个悲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知识分子大多猥琐得像瑟缩墙角的童养媳，惶惶不可终日地瞅人家的眼色——苟活，什么“人格尊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全是奢望。中国知识分子中“食客”和“变相的食客”多矣。鲁迅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他选择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首先谋求对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进行整体的改革。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唤醒麻木的人心，鲁迅提出“立人”的课题，值得让人警醒。从“奴人”走向“人”，的确至关重要。
不是文化、思想、宗教本身有缺陷，而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连心都腐烂了，还能值望什么呢？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民主、专制、宪政、自由、新左、内圣、外王、哈贝马斯、福科、萨义德，以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可是却忽视心的建设。我们不仅不建设心，而且冷落心，我们不缺少知识和学问，历来什么“文化昆仑”、“学术大师”、“国学大师”，我们有；文化批判专家我们也有。我们唯独缺少注重建设心的专家，一个鲁迅死了，精神废墟上跳出许多个精神哪叱，我们缺少鲁迅深沉博大的悲悯和大爱，我们缺少李敖身上的“斗士精神”和“侠士精神”，我们不缺少大谈信仰高高在上的假基督。 我们一些知识人整天呼唤民主，民主是需要流血的。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实践已经有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坐牢？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就如李敖，两个女朋友都是因为坐牢跑掉的，在一般人看来，岂不是很悲哀吗？柏杨的前妻也是因为柏杨坐牢散掉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告诉我们政务民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今天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没有付出过的。大陆的知识分子患软骨病的比台湾人多得多，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头脑不清的人混－蛋也多得很，的确争取民自需要的是智慧、理性和知识，不是那种想当然冲动。当大陆学者炮轰李敖时，最好想想。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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