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10、31持枪案嫌疑人公捕大会，最近在江北区举行，请看报道：“当押解‘10、31’案犯的车队一路警笛呼啸来到这里时，上万激愤的市民高喊着‘严惩凶手！’几名嫌疑人吓得面如土色，刘金波竟双腿发软差点跌坐在马路上。当4人被押上台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大量市民欲跨过警戒线向台上冲，现场差点失控，被大批防暴警察挡了回去。”（《华西都市报》11月18日A16版）

    公捕、公判、游街示众、当众执行枪决等等，用这些运动式的司法手段，来对待犯罪嫌疑人，在大搞“阶级斗争”年月，简直是司空见惯。当时认为，这样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可以打掉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使人民群众人心大快。孰不知，这正是无法、有法不依和不尊重人权的表现，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无序状态。现在建设法治社会，司法进行了种种改革，诸如取消“反革命”罪、实行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和不服逮捕权、对死刑犯采用注射方式执行等，最近，成都对第一个“零口供”进行了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又收回了死刑审批权。凡此种种，都说明法制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在走向文明和进步。

    可是与此相反，有的地方却不太注重司法程序，不讲究文明执法。就拿“公捕”这件事来说吧，自今年4月，重庆永川召开声势浩大的公捕大会后，舆论对此多有非议。一些司法界人士指出，公捕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使嫌疑人未经法院褫夺的各种权利受到侵害，犯同样罪的，有的公捕，有的又不公捕，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总之，这与一个法治社会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精神并不相符，进而提出废止这一做法的建议。然而，媒体上的呼吁，并未引起司法机关应有的重视，为了“大造声势，震慑犯罪分子”，他们仍沿袭文革遗风，大搞这种运动式的公捕大会。据载，近几个月来，除重庆外，昆明、荥阳、阜阳、西安、石堰、长沙、北京密云、贵州福泉等地，都相继召开了公捕大会。在进行民主法制建设20多年的今天，执法机关 还在公开违法，且各地竞相效尤，愈演愈烈，真令人唏嘘不已。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45条中规定：无论对已决犯活还是未决犯，在被送入或者移出羁押场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使他们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比照这一规定，我们在执法中，是否仍存在歧视和粗暴的态度呢？我们贯彻“依法治国”方略，需要从每一件事情上做起，特别是肩负着民主和法制建设重任的司法部门，更应带头遵守法律，执法如山。法治社会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而人文环境的改善，需要我们积极地营造气氛。在执法环节中，是否张扬理性，不搞以暴易暴，尊重嫌疑人、罪犯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多给他们以人性的关怀等，都是对文明执法的一个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