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虽非记者，但也能够理解闾丘露薇此次采访的“失落感”，准备冒险采访结果得来全不费功夫，其情形仿心旌摇荡想去看一场地下脱衣舞，结果却在大街上看了一幕裸奔。闾薇露丘可能是从做新闻的角度来谈这件事，不过笔者觉得它给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比新闻实务更重要，那就是政府如何对待公众的知情权。

　　我们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防记者比防盗防火更紧要（尤其是出现负面新闻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轻则来个“空诚计”——任你有孙悟空的本事也找不到可以采访的人，重则用拳脚答记者问，推搡、拉扯、抢相机、打人、非法扣押……有的记者用深入敌阵的“地下工作”来形容采访工作，危险程度骇人听闻，难怪有关调查显示记者与警察、矿工一起成为公众眼中“十大危险职业”之三甲。

　　记者无非书生，无缚鸡之力，无害人之心，居然有祭身之虞，也算是奇谈了。只可惜害人往往不利已，如此防御、“款待”记者，侵害公众的知情权，对当事人并非总是有利的，有时还可能适得其反。防记者，屏蔽公众知情权，无非是为了与媒体争夺话语权，以便把事态控制在自己预定的方案中。但是，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公众）岂能轻易就“弃械投降”被招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阵地失守，让渡出自己的话语权？

　　在这场角逐中，一旦媒体的获胜（即使是部分）把握话语权，媒体这种公器的巨大威力就会发挥出来，此时不但败北一方的话语权会被剥夺殆尽，甚至还会遭遇“媒体审判”，到头来只好哑巴吃黄莲——有苦也无处诉。如南丹事件，不但整个事件最后真相大白，当地主要官员还被上级查个底朝天，结果数罪并发，上了断头台。倘若当初来个高姿态，对记者笑脸相迎，开门迎客，能有今天的后果吗？

　　当然，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媒体欲与之试比高也不容易，更多时候是媒体被逐下拳击台。媒体丢盔弃甲，噤若寒蝉，是否意味着控制者大获全胜、高枕无忧呢？未必。控制得了媒体，并不意味着彻底屏蔽了公众的知情权，即使传统媒体不说，还有互联网，山东济宁原副市长李信就是先被互联网曝光才遭到有关部门查处的；即使所有的媒体闭嘴，还有群众口传，每一个控制言论个案背后，都有沸腾的民怨，在百姓心目中，政府官员的罪行又多了一条——钳制言论。

　　言论自由，说到底是一种公民权利。早在上世纪初，著名报人邵飘萍就提出：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必须具有逾越一切党派和集团的广泛的社会性，同时它还肩负教育、批评以及督导政府的“天赋”权利，因此必须从法律上保障和尊重它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性。他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的良途是必须制定与刑律相对独立的新闻法，变压迫钳制性质的法律为新闻保护之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蹂躏”的真正的法律。

　　将近一百年了，邵的思想仍然具有启蒙意义，想起来真是悲从中来。

　　近来，各地政府纷纷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有的地方还明文规定禁说“无可奉告”，以示严肃。这在制度始作俑者眼中当然是政府重视舆论的表现——记者什么都可以问，我们决不说不知道。不过，你虽不说“无可奉告”，但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啊，所以，要是此举是真正重视民意，重视新闻报道，我还真不信。要是真正重视舆论，那就给新闻自由——不设禁区，不控制言论，让记者自由调查好了，你们敢么？

　　迄今为止，新闻还是铁板一块，铁律条条，这也算政治文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