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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的癫狂叙事——《大腕》中的精神病院场景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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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xzj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3-9-28 21:39:02 | 【字体：小 大】 |
摘要：本文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影片《大腕》中一个未曾引人注意的场景----精神病院场景进行了解析，认为该场景游离于整个影片，但在对癫狂的表现中体现出的文化意味远远超出了表面的喜剧效果：1、对于精神病院场景的设置以及患者的游戏言说方式，都使疯癫世界与正常世界形成了互文本性的效果，二者的界限被后现代的日常叙事所消解；2、场景中尤优讲的“三楼楼长”的笑话也是一种暗示：在后现代语境下，疯癫不再作为“他者”被排斥在理性的对立面，因为二者的错位既成为正常人逃避“现代自由”的无奈选择（尤优装疯），又使患者和正常人都产生自我认同的焦虑：谁真疯，谁假疯？
关键词： 《大腕》 精神病院 癫狂
颠覆、调侃、揶揄、反讽、模仿，所有的叙事策略都使得2001年的贺岁片《大腕》成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喜剧。情节的零散、平面化、自我贬抑在博得观众一笑的同时，也引起了影评人众多的思考。许多人认为，影片的喜剧性是断裂的，有“精彩的前半部”、“精彩的后半部”，就是没有“精彩的全片”，尤其是临近结尾的“精神病院场景”，作为导演思虑再三地结束故事的方式，一大群前段故事从未出现的面孔争相亮相，游离于“泰勒拍戏”和“广告争战”场景，不太成功。（见胡克《后现代喜剧尝试》，《当代电影》2002年第二期）。但本文认为，如果独立于该片的整体叙事之外而单独观照“精神病院场景”，则该场景不仅设计巧妙，而且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味，它是当下社会日常生活及人们生存状态的浓缩和影射。
一、 场景设置的文化意味：两个世界的互文本性
影片中的尤优和王小柱精心策划了一场“气势如红”的喜剧葬礼后，却被温柔地告知，
这一场葬礼“秀”的主角----泰勒还活着。于是尤优、王小柱、以及所有广告商对金钱的疯狂欲望受到彻底打击，走进精神病院成了他们最好的归宿。符合常理的设计使影片从理性正常的现实场景自然过渡到精神病院场景，而在其中上演的众人狂欢式的景象几乎又可以独立于前面的叙事而传达出更值得深思的意义：在消费成为时尚的后现代语境下，人们的生存追求是否也处于一种癫狂状态？理性世界与癫狂世界的区别在哪里？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贝尔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深刻透视了后现代文化。他认为，“后现代社会中人所具有的两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均造成心理危机：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而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则铸成自我意识的沦丧”⑴ 。尽管影片中尤优还要求做一些公益广告，以及设想赚的钱要捐给非洲灾民，似乎还保持了道德的底线，但依然被判定为“民间英雄加骗子”（胡克《后现代喜剧尝试》）。精神病院病房的白色和病人身着的病号服似乎表明那是一个相对安宁纯洁的地方和一群处于弱势的群体，不再具有现实世界的纷乱和欺诈，但影片实际展示的场景是：网站的CEO、风险投资人、房地产开发商等“眼球经济”各行业的代表依然在众生喧哗，并延续着所谓正常世界的经营理念和自我意识。他们既癫狂又清醒、既可笑又正常，同时又与影片之外的现实世界互为文本：一样的喧哗与骚动，一样的浮躁与癫狂。事实上当商业文明垄断与充斥了人们的生活后，对空间和时间的错乱感相应而生，“我在那里、我的身份、什么是我拥有的真”，人们时常处于真假难辩、过去未来的迷茫和焦虑中，乃至进入虚幻的消费泡沫失去自我，变得癫狂。于是精神病院的世界与正常世界的区别也被后现代的日常叙事消解掉了。
商业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产生了中产阶级，他们日益决定着大众文化追求的潮流和目标，大众就在这种虚幻生活方式的追逐中放弃了理性的终极思考。西蒙•弗里思在讨论西方通俗文化时认为,大众文化不是与工人阶级相等同,“事实上，大众文化（如果我们把大众文化定义为由技术改革、由大众文化生产工具的使用而成为可能的文化的话）始终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形式，以中产阶级的关怀为特征”，“本世纪初大众文化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高雅与低级、艺术与商业、神圣与世俗之间界限的模糊”（2）。于是影片的导演选择了广告这一最典型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与现实生活“零距离”的亲和性中获得了观众的认同。广告，正是以“最美的生活”、最浪漫、奢华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从一瓶饮料、一副眼镜、一瓶洗发水，到别墅、轿车乃至股票，都无孔不入地向观众昭示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作为贯穿全片的后现代风格，精神病院场景充分表明人们对消解了深度和精神内涵的所谓美好生活方式的疯狂迷恋，他们的所有言行都沉迷于美仑美换的广告设计和对豪华生活的无休止的言说当中。“在这个语境中，陈旧地把艺术与商业相对立是误导的，实际被判断为重要的东西是价值的生产：作为艺术的商业。”（3）广告商即是连接商业与艺术的中介：隆重的项目签约仪式、网站对点击率的追求、成功人士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消费理念……无论是商业艺术化、还是艺术商业化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精神病院都是一种暗示：丧失了理性的纯物质追求癫狂而虚幻。
同时，《大腕》中精神病院病人的自言自语和非实质性的交流方式也是极有深意的，这似乎是精神病症状之一，但他们的言语和状态无不展示出日常生活中正常人在后现代商业社会的种种心理失衡与病态。投资商与房地产商的目光是空洞的，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对象只是形式化的在场，每个人都在描述自己最现代的经营方式与价值观念，更多地争相充当说者。这种“自说自话”的状态表面上显示出当下社会的多元化和小众化，众生喧哗、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而且价值平等，但现象其后却隐藏着大众的心理疾病。精神病院的热闹场面恰恰暗示着现实生活中人们交流的盲目性和急于确定并展示自我以争取地位的焦虑。从新闻中平民百姓的上镜说话、电影中的群众演员到电视娱乐节目的现场观众、电台的祝福点播，以至于网上聊天、热线电话，人们早已习惯于隔着媒介说话，或在导演、主持人的指挥下进行交流的表演，从而避免在场的直面和尴尬。然而，交流对象的不在场必然导致交流的盲目、虚幻、隔阂和不真诚，话语的真实意义相对过去大大消解并平面化了。另一方面，追逐利益与商品交换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浮躁冷漠的生存环境更加剧了人内心的孤独和恐慌。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卡伦•霍妮认为，产生个人内心冲突在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体施加的影响”，“来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根植于文化内部，从这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的表征，而社会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4）因此，《大腕》中医院的病人似乎是由于“广告争战”的失败这一特定事件导致癫狂，实际上却是现实生活的延续。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而且也都需要喋喋不休，才不至于被芸芸众生所淹没。片中最后房地产商在镜头前夸张的脸部特写，正是人在后现代社会言说欲望的癫狂表现。
二、“三楼楼长”的文化意义：癫狂与理性的对立与错位
在《大腕》的精神病院场景中，又游离出另一个场景：装疯的尤优在测试疯癫病情程度时为医生们讲故事：精神病院病房每层楼都由一个被“认为”是病情较轻的人担当楼长，因为他们能辨别出香蕉、苹果。测试的结果是：自诩为“正常”的医生恰恰落入了被他们定义为癫狂者的逻辑圈套，而“荣升”为三层楼楼长。这是一场解构的游戏，在这个癫狂的小世界里，作为“正常人”的医生，反被戏弄为比精神病患者更不正常的人。何谓真，何谓假？谁正常，谁是病患者？没有人能分清，理性和疯癫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错位了。
福柯在著名的《疯癫与文明》中考察了西方十九世纪以前疯癫病者的地位状况。疯癫者的形象令人恐惧和困惑，但为什么却能以癫狂的语言一语道破残酷的真理，令正常人愈加惊慌？“这是否证明了疯癫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抑或疯癫也是透视人性不可缺少的视角？”（5）《大腕》中广告商们对欲望追求不停的言说和仪式重演，直接再现出后现代的商业文化带给人的病态和焦虑：没有意义，摒弃理性，只有疯狂的利益追求。这深入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文化景观是否也体现出现代人的一种癫狂本性？
测试现场的设置也令人思索。医生----此刻作为理性的代言人，分为几排端坐于考官位置；尤优----疯癫者的代表（虽然是假疯），作为被理性世界排除出去的“他者”自然坐在医生的对立面接受测试。世界似乎被分为两类人的集合----正常人与疯癫者，而疯癫者不能进入理性世界，正常人是理所当然的患者的拯救者。福轲认为，人们把一切不合乎理性的规范的行为视为疯癫，所谓有理性的人与病者交往只能通过“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来进行”，“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理性话语的权力压抑病者声音，后者只能沉默并自视癫狂。影片中医生们用药当酒趁病人们做着正常人的游戏（项目签定仪式）时发下去；王小柱在电击治疗下神情扭曲却还叫着“It feels good!”（“感觉好极了！”）。医生作为理性的强势代表，以约束与管制——所谓文明社会的准则，任意对待处于强势之外的所谓疯癫患者。但《大腕》之所以具有后现代的颠覆特性，也在于颠倒了理性与疯癫对立位置：尤优在游戏中反而操纵了医生。在福轲的理论中，理性与疯癫其实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正常人以及理性社会将疯癫者置于对立的“他者”地位，以“他者”来界定自己的强势身份，从而掌握言说世界的权利。但在一个所有意义都被消解而还来不及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时代，理性与疯癫的对立位置还存在吗？《大腕》中的意义解构远远超出了影片所要表现的故事本身。
影片中精神病院里的唯一一个“正常人”是尤优，他的“装疯”使得自己能自由地出入理性世界与疯癫世界，从而更加混淆了二者界限。这也是一个象征：当两个世界界限日益模糊时，精神病院是否也成了人逃避新的“自由”的另一种归宿？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自由“是人的存在的特征”，随着文明的发展，“人脱离了大自然和传统的束缚”，赢得独立与理性。但这种消极的自由是一种与“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思感”相伴而生的自由。“为克服这种孤独和不安全感，人就想逃避自由，通过屈服于权威等方法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完整性，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倾向，以求得表面上的安全与充实”（7）。批判社会理论家对处于物质丰富时代的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揭示不禁让人对当下商品文化同样忧虑。尤忧的“装疯”虽只是一个小人物发财梦破灭的结果，却不难窥视出后现代语境中人整体的内心焦虑和失去自我、难以适从的狂乱情绪。从在精神病院作为一个弱者心安理得接受强势群体的关怀，到现实生活中不得已作为小人物放弃精神、理性以及终极关怀、而将物质利益追求直接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尤忧的“装疯”都以喜剧的形式缓解了普通大众的内心痛苦和压力。逃避、屈服、自视卑弱，成了尤忧选择的安全策略。同时，这种“装疯”式的逃避也正表明现代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难：自己是否会象患者一样被人观看、消费和嘲弄？尤优到后来，也许同样弄不明白自己的真实状态了。
《大腕》以全新解构的方式为后现代物欲社会的电影做了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物欲的
极致便是疯狂，片中的许多看起来是噱头的片断都值得人思索，尤其是精神病院场景的设置，也许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味早已超过了本身欲制造的喜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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