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窦春芳

    就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史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也产生了下列的几种观点。

   其一:是根据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论述:“1927年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强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所致,虽然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存在着右倾的错误倾向,但陈独秀并没有完全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办,按照矛盾分析的方法,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统治中共内部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二,是根据毛泽东的另一段论述:“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要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的自动地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三,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的过程中存在许许多多的失误,轻视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作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把中共置于在野党的位置,当时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得以形成并在中央据于统治地位,其原因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所带来的恶果,因此共产国际应负最主要的责任。其四,认为不能把陈独秀的错误完全归于其个人,陈独秀毕竟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错误策略,但也不能把责任完全归罪于共产国际,陈独秀本人也有着“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体系。其五,认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没有实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东征讨蒋的计划,而是继续实行北伐,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六,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党内合作的形式直接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等等。

   但上述的这些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表述中,只谈到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种种原因,却忽视了造成种种原因的根源,其实造成上述种种原因的根源就是国共两党实行的“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所致。笔者认为应从根源入手,然后去探索根源所导致的各种原因,这样才能更深刻全面地去研究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 苏俄在对中国社会状况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依据其推行的东方战略,提出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党内合作”建议

可以说苏俄对中国状况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本世纪的20年代,新生的苏俄政权为了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迫切需要寻求邻国中国的支持,以求得在东方达到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目的,借以维护新生的苏俄政权,于是他们就推行了东方战略计划。在通过同中国有关方面的接触中,他们认为吴佩孚、陈炯明是最好的联合对象,对孙中山实施疏远的政策,尤其是对吴佩孚情有独钟,实行了一系列的联合行动,他们却错误的坚信:“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1](Ｐ23),他们所倾向的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等实力派,借以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直到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后,才加强了与孙中山间的联系。

1921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并在桂林住了数天。马林通过观察认为:“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倾向”[2](Ｐ25)。后又到广州考察了正在举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认为“罢工的领导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1](Ｐ25),随后就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可见,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缺乏足够的了解,当时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提法也是实用主义的,1925年5月,斯大林说:“国民党实质上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党。”[3](Ｐ78)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太恶劣,不久斯大林又改变了说法,在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上,他说国民党是一个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革命集团”[3](Ｐ79)。“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说国民党应解释为由“工人、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3](Ｐ79)。斯大林在与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论战时认为:“国民党是类似革命的议会,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着。”还说:“赶走国民党右派是愚蠢的,右派还有用,要象挤柠檬一样,挤干了再扔掉它。”[3](Ｐ79)共产国际从开始就对国民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认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造成政策上的混乱。　　

二、 共产国际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和正确建议,推行“党内合作”的政策

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政策在马林刚一提出时,就遭到了来自中共各方的强烈反对。马林的这种提法显然是教条地照搬他在印尼的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缺乏了解,1922年4月6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针对中国的情况,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申诉其反对共产党、青年团员加入到国民党中去,在信中陈独秀提出不能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时,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4](Ｐ31)并在信中的第六条中强调:“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4](Ｐ31～32)后又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也就是国共两党的“党外联合”的合作形式。

陈独秀科学地分析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不可行性,“党内合作”的结果也必然地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但马林却荒唐地认为:“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定国民党的策略。”[5](Ｐ91)对于两个革命宗旨不同的政党却抱着这种态度去合作,最终的中共将是危险的。马林还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5](Ｐ91)这种提法也是背离孙中山的“容共”政策的,这样做的结果也将会更加激化两党间的矛盾与冲突。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通过决议,赞成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对于两党的联合方式,坚持两党实行党外联合。在中共“二大”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4](Ｐ65)并指出“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业。”[4](Ｐ66)所以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联合战线的提法也是十分科学的。

    1922年8月,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带着已被共产国际采纳的“党内合作”指示,“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6](Ｐ238～239)。在一次会议上,马林说:“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6](Ｐ238～239)他还提议中共应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922年8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张太雷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还就刚刚闭幕的中共“二大”所制订的联合战线进行了批评,认为联合战线是不切实际的,中共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的联合战线是唯一可行的。当时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人反对马林的这一主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是混合,中共会丧失其独立性,中共应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组成一个联合战线委员会,可以推孙中山为主席。最后马林声称,“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中共应当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大革命失败后,据陈独秀对当时的回忆,虽然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 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7](Ｐ87～91)所以当时的中共对“党内合作”政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深知这种合作必将导致后来国共两党间的磨擦,使中共处于矛盾重重的包围中,趋于不利的生存位置。

三、 国民党内部对“党内合作”政策的反对,国共两党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马林的“党内合作”政策也遭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国国民党宣言》刚一发表,当天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以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集体联名上《呈总理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别有怀抱”,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对此非常生气。后来,他曾对阻挠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张继、谢持、冯自由等人说:“您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8](Ｐ136)1924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右派再度掀起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逆流,当时的孙中山果断地站出来,把阻挠改组国民党并在会议上无理取闹的张继赶出会场,并把他软禁了起来,才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孙中山还把散布反共反苏言论的孙科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勾掉,种种迹象表明对“党内合作”政策,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分子是绝对反对的。

就连当时以“左”派自居的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但实质上也是反对“党内合作”这一政策的,只是苦于当时形势所迫,才没有敢表达出来。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王登云、沈定一、张大雷等,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名义,赴苏俄实地考察,蒋介石却在考察后认为:“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9](Ｐ405)并对考察后的苏俄表示十分失望,他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表示异议,认为“阶级斗争、武装暴力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9](ｐ405)。他在1924年3月14日从奉化致函廖仲恺,说明了他对联俄容共的顾虑,认为:“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10](Ｐ235)他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在各方面采取提防和限制中共活动的措施,他告诫黄埔军校的学生:“不应该把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来宣传,因为大家都知道军官学校是国民党办的,而国民党所信奉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11](Ｐ461)但当时的共产国际却认为蒋介石是“左”派势力,后又说是“中”派势力,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说:“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之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12](Ｐ329)。因而国共的“党内合作”政策在国民党内部是遭到多数反对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两党间的矛盾冲突不断,直到1927年春夏之变,矛盾激化到了顶点,发生了蒋介石的“清党”活动,当时的胡汉民说得更简洁明白:“干脆地说,这次清党,就是要消灭共产党。”[13](Ｐ379)

四、国共合作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由国共两党决定的,而是由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共产国际推行的“党内合作”政策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初始因素,是中共右倾投降的开始

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而加入我们一边”[14](Ｐ109)。孙中山经过多次革命失败的磨难后,深信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支革命的新生力量,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5](Ｐ87)。他完全同意国共两党合作。在合作的形式上他不愿与中共平起平坐,实行平等合作,反对“党外联合”的方式,主张“党内联合”的原则,即“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7](Ｐ87～91)。并且还“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16](Ｐ459)。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政党,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派,即“容共”的原则,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服从三民主义。在1924年7月国民党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指出:“本党即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7](Ｐ521)不允许中共“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16](Ｐ458)。孙中山并说:“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6](Ｐ458)。“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吾。党以外而已[18](Ｐ536)”。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17](Ｐ876)可见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对中共有防范心理。

孙中山还向共产国际代表表示:“共产党即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如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7](Ｐ87～91)他还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19](Ｐ136)马林的意见是“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19](Ｐ136)。已把年轻的中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国共的“党内合作”是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开始和起点。

在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时,汪精卫有句话讲得十分透彻:“一只船有两个把船的,有两个不同方向,除了赶去一个,便无他法。”“党内合作”的形式也决定了国共合作的短暂性,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五、中共的右倾来源于共产国际,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高压,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严密监视中,跌进了“机会主义的深渊”

    共产国际创建于1919年,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促进和加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创立的,共产国际的章程中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政党,被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以体现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集权领导。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也应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委会批准。共产国际还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的原则的支部和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议和重要领导人的任命都必须由它批准。这就束缚了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手脚,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同共产国际对抗,矛头指向斯大林,最终导致被开除党籍的结局。 当时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数是苏共人员,苏共实际上已操纵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大权,共产国际在斯大林时期,已完全成了斯大林以苏俄的名誉向各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的机构,实际工作中把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神圣化。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中共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领导。

斯大林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问题上,把希望全部寄托给了国民党,“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7](Ｐ87～91),对中共极其轻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说:“国民党是现在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3](Ｐ79)。斯大林把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当作是反帝、反北洋军阀的主要力量,并希望凭这支力量完成其为中国革命所规定的战略,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他竟然还把从苏俄运来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也不愿拨出五千支步枪用来武装广州的农民,他甚至支持当时北方的冯玉祥,对农民武装抱轻视的态度。

蒋介石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得到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鲍罗廷的大力支持,鲍罗廷来中国的目的,是秉承斯大林和俄共中央的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在孙中山死后,鲍罗廷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每天与斯大林保持电报联系。当时的鲍罗廷被奉为“太上皇”,但他错误地把蒋介石看作是国民党同苏联联盟的最坚实、可靠的支持者,是最有希望的军事领袖,从各个方面大力扶持蒋介石这个国民党的新右派分子,把蒋介石看作是领导反帝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在鲍的支持下争得了国民党权力的宝座,鲍也为中共树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坚决要求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7](Ｐ87～91)。这时的陈独秀向共产国际建议,将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认,苏共政治局指示中共继续留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在中山舰事件问题上,共产国际不顾中共的反对,苏联顾问斯杰潘诺夫和蒋介石做起了交易,“从第一军撤走共产党担任的代表,解散了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蒋介石由此便更得势了。”[20](Ｐ80)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事件中苏联再次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可笑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还肯定了“整理党务案”,并说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权,苏共中央政治局还通过决议,“禁止中共干扰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由鲍罗廷和蒋介石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反对同国民党决裂”[3](Ｐ80)。通过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不仅屈从了共产国际的指挥,也向蒋介石的意志屈服了”[3](Ｐ80)。中共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自我,生存权已完全交给了国民党。

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迹象已十分明显的时候,共产国际又开始大力扶植汪精卫,按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4月5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宣言的主旨就是:“共产党坚决承认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21](Ｐ28)当时的鲍罗廷认为:“宣言非常正确必要,且极有力量,符合国际指示。”[21](Ｐ29)共产国际却忽视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本性,企图通过汪精卫达到与蒋介石力量的对抗,但当罗易错误地把共产国际发来的密电给汪精卫看后,汪精卫也开始了武汉的“清党”活动。所以认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没有实行东征讨蒋计划,造成了大革命失败的提法也是不科学的。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到中共“八七”会议前,共产国际仍指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这是一个多荒唐的做法。陈独秀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无奈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7](Ｐ89～91)承担其责任的本应是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陈独秀却成了他们错误行为的“牺牲品”。

美国学者海尔莫·格鲁勃指出:“国共合作,共产党受到很大束缚,而国民党则享有很大的追求一党私利的自由。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共产党拴在国民党身上,使中共处于名义上是自己的一个伙伴而实际上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阶级敌人的支配之下,最后成为牺牲品。因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由此而引起了其他一系列的错误,但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从来不承认这是个政策性错误。”[3](Ｐ35)十分客观公正的说出了中共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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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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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20卷第2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 湛江海洋大学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