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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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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燕南评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8 12:22:10 | 【字体：小 大】 |
矣。”此其猜忌为何如耶？韩愈术之于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以事其上者也。”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术之于上，修《太平御览》之书，以消磨当世之豪杰；孙复术之于下，造“春秋尊王法微”，以割绝上下之分，严立中外之防，惨鸷刻覈，尽窒生民之灵思，使不可复动，遂开两宋南北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莫能脱此牢笼，且弥酷而加厉焉。呜呼，自生民以来，迄宋而中国真亡矣！天乎，人乎，独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问，等诸自郐以下可也，类皆转相授受，自成统绪，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睹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极崇宋儒，号为洙泗之正传，意岂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乎，悲乎！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
谭嗣同发现，每一朝代，均有帝王与士人共同制造与刷新此“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帝王在上，为主宰；士人在下，为帮凶。若干开国大帝，实为流氓无赖；若干道德君子，实在道貌岸然。两者上下互动，狼狈为奸，共同实施愚民之策与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为无耻之御用学者，通过理论阐发、修史及编撰“百科全书”，为帝王提供“御览”，亦以之为自己的“敲门砖”。自秦以下，有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宋之“存天理，灭人欲”，程朱之学集为大成，使得中国人彻底失去了自由和独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王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的附庸。” 这就是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这种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解读，也呼应着谭嗣同对当下现实情境的体认。他是在谈论历史，更是在谈论现实，因此切中了“感时忧国”的晚清至民初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如林毓生所言：“谭嗣同对以‘三纲’为代表的旧礼教攻击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谭嗣同之后，“否定三纲变成一股历史潮流，因为这一股历史潮流，传统秩序的思想基础由动摇而瓦解。谭嗣同就站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议精神变成瓦解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前锋。这时他的抗议精神的历史意义。” 在此意义上，谭嗣同开启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之先声。
（三）中国历史的二元结构：“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
通过对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批判，谭嗣同进而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隐形的二元结构，即“秦始皇”和“孟姜女”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是：专制主义与个人价值的对立，奴役与自由的对立。
谭嗣同在生前多次谈及死亡的问题。此哈姆雷特式“活着，还是死去”的形而上之天问，在谭嗣同这里更成为一个政治学上的命题——人应当为君王而死，还是为正义而死？君王与正义之间是何种关系？为什么秦始皇有权命令孟姜女为他而牺牲，孟姜女却不能要求秦始皇为她而牺牲？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会赞同秦始皇对孟姜女的人身和精神支配权？
这背后就牵扯出“死节”的概念来。所谓“死节”，乃是帝国对臣民的一种政治制度性的安排，也是一种文化道德上的要求。它是对奴隶的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掠夺。“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亦，而君之亡犹欲为之死节。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 千百年来，士大夫和老百姓皆以为“死节”为理所当然之事，谭嗣同却发现了这一学说内在的自相矛盾性：
王铁珊之祖，死节者也，尝与论死节之理曰：“君臣以义合者也，人合者也。君亦一民也，苟非事与有连，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则敢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断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是以宦官、宫妾自待也，所谓匹夫匹妇之谅也。况后世之君，皆以武力强取之，非自然共戴者乎？又况有彼此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铁珊击节叹赏，称为圣贤之精微。并言刘夫子于古今君臣之际，亦尝慨乎言之。而同乡某或疑为不臣。噫！人心锢蔽，至于如此。焚书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诗》、《书》愚黔首。秦真钝人哉！
谭氏破除民对君的附属性，石破天惊地指出“君亦一民也”甚至“较寻常之民更为末也”的真理。他认为，在人格与智力上，民与君是平等的。使得民众“奴在心者”的麻醉剂，乃是建立在“成王败寇”价值判断上的“忠义观”。此“忠义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不为君主，即詈以叛逆；偶为君主，又谄以帝天。中国人犹自以忠义相夸示，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 一个有自由意志、人格尊严和选择权利的人，“止有死事的道理，断无死君的道理”。后来，谭嗣同选择从容就死，不是为君王而死节（虽然他对光绪评价甚高），乃是“舍生取义”（这里的“义”已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范畴，乃是一种崭新的、更高的价值）。谭嗣同的这一举动，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对“孟姜女”压倒性的优势，为后人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价值座标。
要理解“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首先就应重估秦始皇之是非功过。“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属的史观，以秦始皇为大英雄，推而广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等阴险惨刻之专制君主皆为大英雄，而且有更大的英雄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 对此种“英雄史观”作逆向思考，秦始皇的“征服史”即为孟姜女的“沦陷史”，秦政的实行史即为自由的湮没史，如任不寐所论：“所谓‘千古秦制’，中国沦陷史始于秦，始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是这个征服者，五千年来却一直有人视之为英雄。于是中国的历史就不是孟姜女的历史，而是秦始皇的历史。” 被秦始皇所垄断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呢？鲁迅斥之为“吃人”及“人肉宴席”，谭嗣同论之为：“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荼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难道给民众带来幸福和平安了吗？他运天下于股掌，驱人民如奴仆，修建骊山陵墓光人力便征调了七十五万，劳累而死者不计其数。其陵墓高三十丈，周围五里，内部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则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北筑长城的工程同样荒唐，《史记》中记载这一巨大的工程竟然是嬴政听信一个术士“亡秦者胡”的鬼话而决定启动的。《汉书》中记载，此一工程使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孟姜女只是其中的一个卑微的牺牲者而已。这样的帝王却被歌颂为中国历史上的天大的英雄，倘若坚持如此史观，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仍然处于幼稚园的阶段。任不寐以“灾变论”的角度观之并得出如下结论：“耶稣在灾民社会永远不是英雄。灾民社会的英雄永远不是受难英雄，而是强力英雄或皇帝英雄。这种英雄崇拜实质是力量崇拜而不是道德崇拜，不仅仅是偶像崇拜而且是自我崇拜——每个人都想‘取而代之’，因此对‘英雄的崇拜’无非是得到一种‘想象力执政’。” 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英雄崇拜”和“想象力执政”，以及“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高度集权政体，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缺乏活力、未能生发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亦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个人崇拜泛滥及文革惨剧上演的内在动力之一。
在近代思想家当中，谭嗣同是批判秦始皇最力者之一。他发现，秦始皇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成为后世多数帝王效法的对象，他所创设的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样板。比其个人暴虐的性格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定格为专制主义的循环之中。唐德刚在分析“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时指出：“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在秦始皇之下，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秦始皇”。毛泽东生前多次称赞秦始皇，显然并非无的放矢，余英时分析说：“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藉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主义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在此意义上，孱弱的“孟姜女”其实无法与强悍的“秦始皇”形成真正的对立。勉强言之，也只是“鱼肉”与“刀俎”的对立而已。时至今日，对秦皇的崇拜和对秦制的欣赏依然显在于当代的语境之中，无论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畅销小说，还是张艺谋的超级大片《英雄》，都在汩汩地流淌着为专制主义招魂的毒液。在此情境之下，要建立以“孟姜女”为主体的“公民的历史”和“个人的叙述”，依然难于上青天，它所必须的前提是对民主、自由、个人价值、个体尊严这样一些现代概念的确立和认同。
两千年以来，“刘项观始皇”式的“英雄崇拜”或“皇帝梦”绵延不绝，“吾当取而代之”或“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成为无数中国的人生格言。对于那些聪明者而言，人生理想无非如是：当皇帝不成，退而求其次，可以当帝王师；当帝王师不成，再退而求其次，可以当太监。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一言以蔽之，均成为秦政的守护卫士和君王的辩护士。长期养成的惰性，使得民众和士大夫均认为君王的存在和君主独大的地位是顺理成章的、必须的，没有君王大家反倒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谭嗣同以法国和朝鲜为例，阐明此一惯性思维的虚假性：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国，而亦为是言，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
谭嗣同自觉地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思想资源。与之“去君主”的誓言相对照，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实行的“君为臣纲”之伦理，使得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成为主流，朝代之更迭亦对此毫无影响。秦制经过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高度强化，遂成为屠戮民众肉体、戕害民众精神之杀人机器。清朝由于是外族入主中原，为巩固其权力并获得汉族士绅阶层的效忠，其统治者在支持儒家思想的时候比汉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满清的皇帝都很重视儒学，“钦封以前各代文章、行为与思想和谐一致的名儒为‘圣人’。强调社会责任合伦常的宋代程朱学派是保证对社会进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绝妙工具，因而从顺治到乾隆诸帝不断地对儒家经典本身予以笔评，页对宋儒们那些博学的论著加以笔评，并将朱熹的著作结集印行天下。帝国的权力正在创造出‘帝国的儒学’。” 到了清末，政治日渐衰败，呈现江河日下之势；文化亦是一片萧条，再也无法为其依附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创新”。尽管如此，大清帝国杀人的能力却并未减弱。虽为封疆大吏之贵公子，谭嗣同亦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已处于积重难返、无药可救之绝境，以及统治者为保卫权力“磨刀霍霍向牛羊”之杀机：
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田成子窃齐国，举仁义礼智之法而并窃之也。
在谭氏所生活的清末，此种专制主义制度已到了“无法”和“无情”的阶段，儒学的面纱已拉下，谎言与欺骗已不足恃，剩下来的惟有恐怖而已。专制制度的最恶毒之处，便在于其钳制人心。比起人身失去自由更可怕的，是人心失去自由。专制之制度可覆灭之，而自由之心灵的恢复则困难百倍。这一事实让谭嗣同不得不悲观。秦政之毒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淀下来，终于到了快要决痈之时刻。此乃黎明前夕之黑暗，虽然光明即将来临，但此刻却正是整个黑暗时代中最为黑暗的时刻。此乃病入膏肓的专制皇权之“回光返照”，但此最后的博杀却足以吞噬若干先知的生命。谭嗣同在写下这些悲凉的文字的时候，已然感觉到了自己终将不免——面对冷漠的长城，谭氏又是一个长歌当哭的“孟姜女”。
“孟姜女”的哭声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二三异数而已，官修史书不是此哭声的“回音壁”。史官的作用在于维护帝国稳定，在此大原则之下他们认定“孟姜女”乃是“不稳定因素”，竭尽所能将其从历史中剔除出去。然而，秦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因为专制制度本身的若干特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超不稳定结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成为自身的颠覆者。秦政将君权神圣化，并有“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为支撑，但始终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原生的自杀性机制——它将权力绝对化于一人之身，任何人必有“人所无法避免的弱点”，此弱点稍一暴露，立即会为他最亲近者所乘，“有如一个巨大的机器的发动机里投下一颗小石块，转眼之间，便全部失灵，乃至破坏。并非这一颗小石块有这么大的破坏作用，而是它凭借了全副机器得以运转的中心，才有这么大的作用。” 公元一九一一年，肇始于武昌的一场小小的兵变，成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垂死挣扎多年的满清帝国终于被它所彻底压垮。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君主专制政体至此划上了半个句号。这一结局，也许早在谭嗣同的预料之中吧。
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仁学》之中。《仁学》是在谭嗣同被难后数月之内，于一九年一月起，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与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陆续发表。“当时中国的读书人，除了顽钝不化的以外，可说没有不被他的慷慨义烈的精神所震撼的。” 谭嗣同刚过而立之年即死难，未及对《仁学》书稿进行打磨与拓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于“成熟”。加之他身处晚清新旧传统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之师友众多，他个人的思想也庞杂而多变。 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前夕，谭嗣同敏感地触摸到了这一尚且微弱的脉搏，博采众家，酿出了自己深具批判力量的“仁学”思想体系。
谭嗣同的死难证实了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自我毁灭”之特性，维新变法亦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手忙脚乱的“新政”反倒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如徐复观所论：“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时中国社会停止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 由是观之，谭嗣同乃是抱着与此一机器同归于尽之心赴死，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此一机器也终至崩溃，如钱穆所云：“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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