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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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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方 文章来源：燕南评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28 3:18:57 | 【字体：小 大】 |
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已谈论了50年，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几乎早已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现在还来谈它似乎有点多余。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来就有分歧，认识并没统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并未吸取教训，以致于到现在造神造假运动还盛行不衰，因此仍有必要将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始于“延安整风”时期。笔者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本文的讨论既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结果，也结合了当年对“整风”运动观察的体会。
一、如何理解个人崇拜？
中国1999年版的《辞海》对个人崇拜的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应该说，这一定义并没有错，只是定义后面的释文不尽完善。比如释文说，“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它作为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1]”，这一说法违反史实，因为“被剥削阶级”也经常利用个人崇拜，农民起义领袖就是如此。如果以过去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那么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反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吃个人崇拜的亏要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这既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对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包括各国内部的专制独裁及个人崇拜。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崇拜，更多地属于国家体制问题，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实际上列为禁区的原因。
个人崇拜是个外来语，有时也被译成个人迷信。这里所说的崇拜（cult），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含义，而是指对崇拜对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此外还有巫术治病、会道门、邪教等含义[2]。但在中文里，似乎个人崇拜一词负面的含义弱一些，而个人迷信一词的负面含义则严重得多，为政者往往依据政治上的需要而选用不同的词。例如在讨论和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领袖形象，胡乔木就特别提出，“决议稿中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3]”至于究竟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含义有什么不同，他没有说。其实，胡乔木声称“马克思的原话”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不过是一种故意曲解。马克思并不懂汉语，如果最早将马克思使用的这一德文或英文词翻译成中文的译者选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汇，那么“个人迷信”不就成了马克思的“原话”了吗？虽然现代汉语里出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两个平行的可以互换的词组，为政者有时出于政治需要在不同的场合时而用这个，时而用那个，但这两个中文词在英、德、俄等外文里对应的是同一个词，从中文译成外文时，中文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只能译成外文中的同一个名词。
据我所知，在中国个人崇拜（或译为“个人迷信”）的提法盛行于上一世纪的50年代，是由苏联传到中国的。1951年至1955年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对当时的情况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同年7月起开始公开批判和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当时中国驻苏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及时注意到这一动向，随即由萧扬执笔写了一篇“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被中宣部摘登于翌年的《宣教动态》第3、4期上。此后研究室又连续就苏联舆论大反个人崇拜的动向给国内写了“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有几份还由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署名报送党中央。这就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毛泽东于1954年4月28日就“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一文作了批示[4]，刘少奇将此文以中央文件或中办文件的形式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从此，中国的报刊也开始谈论起个人崇拜的问题了。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将俄文中的这个词译作个人崇拜。1956年邓xiaoping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用的也是个人崇拜这个中文词[5]。然而，当中共中央开始就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发表意见时却改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公开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其中后者系胡乔木起草[6]），文中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时用的就是“个人迷信”这一表述，此后直到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时，仍然是用这个词。中国官方对斯大林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用不同的词，对斯大林用“个人迷信”，对毛泽东则改用“个人崇拜”，虽然显得亲疏不同，实际上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这也说明，中国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继续保留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说法”，并把崇拜和尊敬、信仰、服从等混淆在一起[7]，他公开声称：“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8]”毛泽东为个人崇拜辩护，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对他本人的崇拜。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已为此后直到“文革”时期的宣传和实践所证明。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一言既出，个人崇拜就先在党的领导层后在全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就在“成都会议”上，个人崇拜的积极制造者之一陈伯达听了毛的插话后立即说，“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9]”而作为“封疆大吏”的柯庆施和陶铸等在发言中竟提出这样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胡乔木后来回忆，“这是成都会议上正式提的口号，当时就没人敢反对，提出者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时李锐对这一提法不以为然，去向毛泽东反映，但毛却用“他们是有所指的”之托词搪塞了过去[10]。正是在这个口号（迷信和盲从）所体现的政治环境里，毛泽东掀起了“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使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数千万人这样的空前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这种惨剧也证明了“个人崇拜是正确的”这一“说法”的荒谬。
现在，虽然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还颇盛行，但敢于说个人崇拜完全正确的人却已经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了。然而，个人崇拜的研究在中国仍属禁区，所以国内这方面的材料不多，有些谈及这个问题的著述，也大多说不清楚。例如涉及这一问题的书有《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1]，但它们并未回答毛泽东究竟是何时“走向”、“走下”“神坛”的，更未解释怎样才算“走向”或者“走下”......新近故去的党史专家冯建辉写了《走出个人崇拜》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在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是到60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后来牧惠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如何‘走出’？”一文，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承认这是国内“头一本探讨这类问题的书”[12]。这既说明国内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说明至今还未明确什么是个人崇拜的特征和标志。
国外有关个人崇拜的研究很活跃。最近墨西哥的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领袖的真实与神话”的文章，作者自称“研究了学术与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领袖的350种理论……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有关领袖的一些最普遍的神话”[13]，他们认为，领袖神话往往把领袖说成是天生的天才人物，有常人没有的超凡本领和魅力，可控制和操作一切等等。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外国的相关研究，即便是分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能也未必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因为国际共运和中国当代的个人崇拜，固然与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或至今还存在的个人崇拜有许多共同点，但又有它们自己的特征，这与它信奉或宣布信奉马、恩、列、斯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对这些理论不太了解、又缺少档案可查且无实践体会的人，是不大容易研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中的某些奥妙的。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包括中国人在内）总是说不清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起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虽然很早就开始作一点理论方面的工作，但多属一知半解，而且对党史又远非内行，所以下面试图归纳的几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标志或突出特点，只能是管窥蠡测之见，抛砖引玉而已。在我看来，这些特征或标志主要有或必须具备如下几条：
一是对领袖的神化、迷信、盲从和狂热追随。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就要把崇拜对象宣传得一贯正确、无比英明和伟大，还要为他隐恶扬善、伪造历史、贪人之功、诿他之过、拔高“伟人”、矮化别人等等。
二是被崇拜对象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实际上所谓的个人崇拜就是对个人权力的崇拜。权力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基础，小权可造成小崇拜，大权能造成大的崇拜，没权则闹不成，象汉朝的刘盆子和伪满的溥仪就只能充当傀儡。共产党里的被崇拜对象必须拥有最高的党、政、军权，特别是人事权，对一切人（主要是干部）可以任免奖惩以至生杀予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礼记》上说的“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使臣民把信服和畏惧结合成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定式。否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成为被崇拜的对象。
三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个人崇拜不仅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口头上的虚词。因为个人崇拜归根结底是个体制问题，它在政治方面实际上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朕即党、朕即国家。作为党国领袖，他可以独断专行，让整个社会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转；他的想法和行为不讲法度，无规矩可循，使其他领导人及各级干部以揣摸他的意图为第一要务，民众则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随大流，都只能盲目跟着走。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禁止言论自由、取消干部民众的知情权。建立个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致于制造群众的愚昧，因而不重视发展教育，不普及科学，轻视知识分子，提倡少读书以致于不读书，遍设禁区，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领导人的活动严格保密。很明显，如果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又能了解领导人的活动和国家大事，个人崇拜就很难建立起来了。试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若民众知道领导者一方面大造豪华别墅等奢侈情况，一方面又弄虚作假，宣传领导者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民众会有何感想？如果民众洞悉领导者的政治活动以及家庭和生活情况，他们会心悦诚服吗？
五是允许和鼓励各种迷信言行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宣传和仪式。例如喊“万岁”、“万寿无疆”、“人民大救星”等口号；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宣传没有“大救星”的拯救，“中国人民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云云；或者学了领袖的观点甚至只是语录，人们立刻就能创造出奇迹、实现各种发明创造等；此外还推行宗教式的活动，如广修庙宇（名曰“纪念馆”之类）、对“革命圣地”的“朝拜”“瞻仰”等，更不用说“早请示、晚汇报”及其他弄神弄鬼的事了。
六是还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结合，包括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政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各级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传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严格的等级制和法定、非法定的特权制等等。
关于个人崇拜的特征，还可举出一些。上面所列几点也不一定准确，甚至还相互重叠，但这都不妨碍我们对个人崇拜的定性和研究。
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毛泽东曾经推行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这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已是铁板上钉钉，没人能否认的了。然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其为害程度有多大，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却仍然存在着重大争论，实质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期说得短一些，无非是要淡化它的为害程度。所以也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底延续了多久，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内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政治上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央决议上的说法了，正式的党史教科书自然不会越雷池一步。
关于个人崇拜开始的时间，中央决议上的提法虽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后。它在讲到“文革”前10年的党史时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14]”。按照这层意思来理解，既然在“这个时期”（50年代上半期）个人崇拜才刚刚开始“逐步发展”，可见以前是没有个人崇拜的。于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并且是逐渐地开始）于1956或1957年的说法，就在党史界占据主流地位了。全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和多数民间的党史著述都持此说，其中不少还断然否定此前存在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如此，有些书籍和文章甚至还大讲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和民主作风[15]，其根据无非是毛泽东的个别言论以及毛曾一度允许其他领导人提不同意见。还有些人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定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有的甚至说只是产生于“文革”时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所为。
强调建国初期毛泽东十分谦虚谨慎的人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50年代曾“力排众议，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16]”。“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确系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但他并未“力排”实际上不曾存在的“众议”。至于毛泽东那时为何有如此“想法”，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有非常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17]”当时，不只是苏联对中共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采取如此态度，整个国际共运阵营都是追随苏联的；何况，国际共运阵营内已经发生过批判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将南斯拉夫排除在国际共运之外的先例，毛泽东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才产生了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念头。他在1950年8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二卷时就正式建议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这些“修改”中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的用语一律删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18]”
毛泽东建国后是否确实“谦虚谨慎”、“率先垂范”[19}呢？要了解这一点，应根据以他个人意志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改变态度表示支持）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判断。这样的事例包括支持朝鲜战争、放弃《共同纲领》、实行“穷过渡”（从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事例基本上都否定了所谓毛泽东建国后“谦虚谨慎”的说法。再从下面的两个小例子来看，毛曾“谦虚谨慎”的说法也不攻自破。其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毛泽东自己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一条[20]（正式发布时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21]）。其二是在1953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民主人士梁漱溟批评中共革命胜利后“忘掉”了农村、不重视提高农民地位和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以党和国家主席之尊多次用近乎破口大骂的方式批判梁漱溟，并正式表示，“我声明，确是‘拒谏’”[22]。事实上，正是靠农民运动起家、在同梁漱溟的论战中自称“代表农民”的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特别是“户口制”的办法，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变成不能进城的“二等国民”，制造了城乡隔离的制度壁垒，人为地阻碍了现代文明重要条件之一的城市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等社会目标。这一切所造成的恶果十分明显。从30年后梁漱溟带有自责性的话──“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看来，在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当面争论一事上，梁漱溟的“雅量”显然比毛泽东高得多。单就这两件事而言，能说毛泽东建国初期是“谦虚谨慎、率先垂范”吗？
那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呢？寻根溯源，查证找据，还只能定在“延安整风”时期。若以上面提到的有关个人崇拜的种种特征来衡量，“延安整风”不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正式开始，而且为中共的个人崇拜体制奠定了牢固基础。
中共建党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曾保持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政治传统。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已经确定，但并不巩固，也未公开，在延安讲演或见报时，毛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一律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所以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1942年听陈云报告时说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时，还觉得“特别新鲜，因为在此之前邓力群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23]”。
然而，从1940年起，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共以往的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被打破了；而“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把这个传统彻底抛弃了。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担任校长，该校规定了“泽东日”，从此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而且不断升温。最早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吹捧毛泽东的讲演，题为“学习毛泽东”。此稿经毛看过后刊登在《新中华报》上，文中除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外，还第一次给毛加上了“伟大的理论家”的头衔[24]。此后，在延安地区宣传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和新闻就日渐增多，在这方面比较活跃的是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25]，此后张如心就被调任毛泽东的个人秘书。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又连载了张如心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一步谈到“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同年7月1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著文论及“毛泽东主义”。
总之，自从1940年中共党内打破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就日益普遍。在这些宣传中，以后人们常用的“领袖”、“导师”、“舵手”等称呼和“一贯正确”以及其他夸功掩过的阿谀之词不断出现，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蔚然成风。中共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因此这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皇权主义传统和国际影响下制造出个人崇拜。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出现有很大的必然性。
三、个人崇拜是如何营造起来的？
1．“延安整风”政治上的准备
“延安整风”之初，延安的政治气氛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党原则和党章来看，“延安整风”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整风运动”之发动起于毛泽东个人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而这一报告似乎事先并未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3至4年的大事，理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一次）讨论决定，起码也应经中央全会通过；何况当时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举行党代会或中央全会批准“整风”运动之实施，可谓易如反掌，然而当时的党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不管它们是否有权过问，与“整风”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显然未经过它们讨论（例如，毛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没说是代表政治局或书记处，而是“我主张”）；有些事即使经过了政治局或书记处，也只是走个形式，仅用其名义而已（实际上“整风”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均陷于瘫痪状态，于是指定了个如同“文革小组”式的“总学委”来负责“整风”事务）。所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上一再说，“毛主席认为”（而不是党中央“认为”），进行“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云云[26]。显然，整个“整风运动”的部署、变化，如学文件、写笔记、查历史、搞“抢救”等，无一不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可以说，“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具体领导的，它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毛的独断专行、以人划线和个人说了算奠定了基础。
其次，原先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的会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长达3到5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代表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党章党规，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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