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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烈：胡耀邦二三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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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叶永烈 文章来源：百灵社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9 10:27:25 | 【字体：小 大】 |
胡耀邦长子忆胡耀邦
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胡耀邦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现在，华国风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
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务必请你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风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所以他请叶选宁把话捎给华国风。
在“文革”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一九七二年四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笔者，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
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们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革”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革”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一九六七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有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革”。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发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革”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德平还回忆说，胡耀邦待人宽厚。胡耀邦曾再三说过：“我从来不整人，但是我要批评人。”
胡克实忆胡耀邦
胡克实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14年，而且从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邻居。
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文革”中获得“解放”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在一个月前，胡克实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笔者。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他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在家读了大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1973年10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1973年3月10日，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xiaoping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xiaoping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四十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xiaoping、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xiaoping、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
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
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叶帅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xiaoping见了面。邓xiaoping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已经认识邓xiaoping。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1950年初，邓xiaoping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首长，直接在邓xiaoping领导下工作。后来，胡耀邦和邓xiaoping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xiaoping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报道打倒邓xiaoping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xiaoping与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xiaoping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党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健全团的工作，学会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会议期间，胡耀邦邀请邓xiaoping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xiaoping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以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xiaoping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邓xiaoping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xiaoping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xiaoping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到胡耀邦，邓xiaoping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xiaoping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xiaoping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xiaoping。邓xiaoping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xiaoping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xiaoping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xiaoping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1975年9月26日向邓xiaoping汇报。邓xiaoping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xiaoping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xiaoping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全国掀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xiaoping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随着邓xiaoping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从富强胡同迁出的。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胡耀邦早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AB团”的冤案。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亲身体验到整人之苦，冤案之苦。从此，他非常厌恶、痛恨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必须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曾经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曾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轻。他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动性，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吴明瑜忆胡耀邦
一九七五年七月，胡耀邦到了中国科学院。在短短的七八十天里马不停蹄地去几十个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关心着处于困难时刻的科学家们，提出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两地分居)、炉子、票子(提高工资)问题，做到“五子登科”。
胡耀邦是一位宣传鼓动家。每到一处，胡耀邦都要发表讲话。那时，人们讲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讲错了被抓住“辫子”，所以大都事先写好讲稿，照本宣科，讲稿“戴帽穿靴”——开头和结尾要讲一大堆套话、空话。胡耀邦反其道而行之，他到处讲话，从不拿讲稿。据吴明瑜告诉笔者，其实胡耀邦在讲话前，花了很多精力作准备。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独步，一边踱着，一边讲着，还不住地打手势。
吴明瑜记得，一九七五年，在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时候，作为长征的老战士，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向两千五百名共青团员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会场上鸦雀无声。年轻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的讲话。不少青年听到感动之处，热泪盈眶。正是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长征”。胡耀邦说，当年红军为了打败蒋介石，不畏艰难险阻，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今天，我们依然要进行长征，那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畏艰难险阻，进行“新长征”。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主持起草了跟“四人帮”对着干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满怀激情写作这一重要文献。他曾对吴明瑜说，写作时“下笔如有神”！
在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耀邦和邓xiaoping同受批判。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指责为邓xiaoping的“三棵大毒草”之一。
胡耀邦在受批判时患病。他患急性胃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曾被怀疑为胃癌。然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旋风在北京猛烈刮起，胡耀邦被说成是“装病”，逐出医院。
一九七六年春节，北京召开万人批胡大会。姚文元嘱令《人民日报》在头版预留版面，以刊登批胡大会消息。
大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大会开始时，有人递条子，说不认识胡耀邦，要求胡耀邦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
大会主持者不知是计，要胡耀邦站起来。当胡耀邦站了起来，整个会场顿时爆发极为热烈的掌声！
批胡大会开不下去了！
姚文元得知后，大骂会议的主持者连会议都不会主持。自然，批胡大会的新闻稿，也就没有上《人民日报》。
“四人帮”不甘休，仍要斗胡耀邦。胡耀邦不得不从北京到大连休养。到了大连，胡耀邦也不得安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在大连开展。“四人帮”在大连的爪牙得知胡耀邦来到，要开大会批判他。医生说，胡耀邦确实有病，不能到会场接受批斗，我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但是，医生的劝告无效。胡耀邦还是被拉去批斗。
胡耀邦无法在大连休养。在受到批斗的当天下午，便坐火车离开大连，仍回北京。
当胡耀邦从大连回北京途中，到达沈阳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如果火车早点开，就可能在唐山出轨，中国就可能少了一位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当胡耀邦回到北京不久，北京便爆发了“十月革命”。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五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一九七七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邓xiaoping那时由于被撤消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告诉笔者，三月九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那是因为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吴明瑜记得，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一九七五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由胡耀邦发言。可是，胡耀邦竟然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
那是因为在三月十四日，华国风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华国风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华国风直接提出了“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胡耀邦秘书忆胡耀邦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复出，比邓xiaoping早了一个多月。
那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共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刚刚结束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来到位于北京西北郊、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开始主持工作。
当胡耀邦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却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而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连大部分校舍都被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占据。中共中央党校成了一座空校。胡耀邦对于中共中央党校不算陌生。在一九七五年，胡耀邦曾被指派前往中共中央党校的读书班学习。当时，学的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胡耀邦居然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来，公然表示蔑视。尽管胡耀邦对张春桥、姚文元不屑一顾，却在中共中央党校期间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一回，胡耀邦重回故地。他来到长满荒草的中共中央党校，正是百废待兴之际。
可是，他却定下半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无论如何要开学的目标。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来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五十三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革”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
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
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对于秘书工作轻车熟路，很快就和胡耀邦相处非常融洽。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去凑热闹。
胡耀邦的最大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而有空，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陈维仁说，胡耀邦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人，他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得富有起色。
陈维仁又说，胡耀邦是老红军，一直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
陈维仁说，胡耀邦思想活跃，敢讲话。但胡耀邦又是真正求真务实的人。他从不冒险，只是觉得该讲的话就讲。他[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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