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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时间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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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风 文章来源：北京社科研究所网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30 19:34:03 | 【字体：小 大】 |
稿后面附带声明，这份报告原来决定由“胡风先生和我”共同起草，“胡风先生力辞”，所以就只好由报告人独自负责了。胡风的女儿晓风说：“这也是让他为难的事，不知该怎么写才好。按自己的看法来写，势必要得罪人；如按要求的来写，吹捧一些名家名人，他又做不来，只好仍是坚辞了。”[58] 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胡风当时就对一同出席大会的朋友们说过：“报告当然不是他（指茅盾）个人的意见，而是事先拟定好了的，与香港的论调如出一辙。”“他叫我一同签名，我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么？”[59]
早在国统区报告草拟之前，胡风就已决定以“消极”态度对待各项工作，他在4月26日给路翎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做任何事。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60] 5月7日，他给方然、罗洛等人写信也说：因为非得参加这个会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61]
胡风的“消极”乃至“抵制”到底是因为什么？闲言碎语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的日记中也时有透露：
6月13日，“吴清友来闲谈了一会。说是有人说，我到解放区以后见人不大讲话。”[62]
6月28日，胡风到华北文艺社，“与田间、欧阳山闲谈，他们给了我很多忠告。”[63]
文代会召开前的几天，胡风“突然”发现其他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6月27日，他“到丁玲处闲谈了一会。雪峰来汇报，他们一道‘去一个地方’，我赶快一个人走了出来”。6月28日，“昨晚去了‘去一个地方’的人，脸色全变了，避免和我谈话。”[64]
6月30日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文代会预备会，“已见过的人避不讲话，新见到的人，有的很亲热。”[65]
7月6日，文代会已进入第5天，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个“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前身即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胡风长期担任这个团体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文艺理论工作。1949年3月26日，胡风奉周恩来之命从石家庄兼程赶到北平，兴冲冲地准备参与“新文协”的筹建工作，不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压根就用不着他操心什么。十天后，筹委会为胡风安排了四项工作：《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委员共3人，另两人为茅盾、厂民），内定他为主编；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共11人）；小说组委员（召集人是叶圣陶）；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职务很多，工作具体，按理说应该够他忙碌的。然而，胡风却并不忙，甚至不愿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消极”。 4月8日，“被茅盾绑[架]到永安饭店商提蒋管区参加‘文协’的代表名单，到后谈了几句就溜出来”。[66]可见他的“消极”抵制情绪。
《文艺报》是顶尖级的文艺理论刊物，在文艺界的位置相当重要。但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开会（1949年4月15日）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67]
4月16日，他在北京饭店遇到周恩来，周和他握手的时候说，知道他要忙起来了。他由此“直觉地感到这工作是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注意”，愈加怀疑周扬们为什么不事先直接和他谈一谈，不信任他，至少是不支持他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无论茅盾如何劝驾，“惶惑”的胡风始终不愿出任《文艺报》主编，4月的胡风日记中至少6次提及此事：
17日，茅盾等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
18日“上午，访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表示这个工作由他做恐怕不合适，实际上希望周扬约他谈一谈。结果周扬、沙可夫都没有给他回答。）[68]
20日，“厂民来，要填表去登记《文艺报》，我辞谢了。” [69]
26日，“晨，茅盾来，还是要我不辞《文艺报》编委。” [70]
29日，“茅盾送来《文艺报》第一期稿，我没有看。”
30日，“晨，被茅盾吵醒，又是《文艺报》的编辑问题。”[71]
5月24日，他给田间的信中吐露：“但在我，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这以前，我以为我的一点微弱的努力可以‘聊胜于无’，而且还是别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我满腔幸福地迎接了今天，所以，对这‘隔膜’我坦然得很，我有勇气让别人判定我过去无一是处。……我也并不是不想解除这个‘隔膜’，但难的是没有这个力气。两个月了，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所以下了决心辞去了负责编辑《文艺报》这一类的不能‘摸底’的工作。”[72]在周扬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闹意见、闹情绪，甚至是搞对抗。
让我们再回到第一次文代会上，7月9日，“下午，第一团开会，讨论国统区报告，说了话。”10日，“上午，自由发言，周扬‘亲自’来邀过。下午，文学组开会，丁玲又要我发言。终于推脱了。”[73]
11日，“重看国统区报告。
李亚群来闲谈了一会，对国统区报告不满。”[74]
15日，“上午，被叫去圈全国委员会候选人。
……写对于国统区报告的意见，交出。” [75]
19日文代会闭幕。24日上午，文协开会，执行主席艾青指名要胡风“自由发言”，他自称“讲了四五句伤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只是说：“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76]
27日，丁玲夫妇和他喝茶谈到十一时，“由我谈到文代会情况，谈到我的态度问题，等。”[77]
胡风对这次文代会“不满意”、认为“很混乱”，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说：“先是，我提了两个作家可以当代表，但被否定了，也没有向我说明。其次，从开会前几天到会议进行中的大半时间内，负责的同志们忽然都避开我，见了一个也不打招呼，面对面了顶多只是勉强招呼一下而已。有一次宴会，几乎每一个熟悉的负责同志都从我避开脸去。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出了什么大问题。到国统区报告出来后，我知道问题是不简单了。”[78]
四
关于胡风的性格，鲁迅说过一番话：“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贾植芳也说“胡风耿直，但太偏颇，爱憎太分明。”可谓一语中的。以他这样的性格，在天下定于一尊之后，他的命运又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一方面，胡风在“空气坏的洞中”给路翎、田间等朋友的信中不时地吐露着内心的灰暗、痛苦。5月30日，他给路翎的信中说：“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79]8月16日，他又给路翎写信：“要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80]
10月24和25日，他给路翎的信里说：“我一时不能回上海，不让走。真不知如何是好。但住一些时也好，看能摸清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否。”“我留一两个月也说不定，但怕的是拉到所谓文化部里。那我是宁愿卖纸烟也不干的。”“斗争，总是付出代价的。在过去，我们付过，现在，还要付下去。困难的是，现在是一开口一举步都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看情形，文艺上的斗争还得经过长途，这中间，要受得住，要每一工作都更深沉一些。”[81]
11月11日，他给路翎的信中说：“我在这里做客，遵命多留些时。等着和一位忙人谈话，最后非得找他谈话，许多事是弄不清的。”[82]这个“忙人”就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那时胡风正在投入《时间开始了》的创作中，11月23日，他给路翎的信中说：“好象颇为打动了僵死的东西，也好像有破坏统一战线之类玩意儿在酝酿着，不知道如何？过几天总可知道一些。”[83]12月1日，在读了《天津日报》发表路翎小说《朱桂花的故事》后，他写信：“好，这个仗我们要打下去，从黑浪中把这个时代美好的东西显示出来，创造新的生活。”[84]
另一方面，正如胡风自己后来说的，“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到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的。”[85]“在政协会议期间及新中国成立后，宏大的幸福感把我的心情提升了起来”，[86]因此，他才会在个人处境不好的情况下，依然满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时间开始了》，写下一个“同路人”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全部感情。《时间开始了》不是胡风的什么“神来之笔”，他对毛泽东的膜拜由来已久，1945年在重庆见到毛泽东，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激动不已。毛泽东论鲁迅的文章也是首先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发表的。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在重庆作出了回应，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直言。只是他自认为是更好地落实了毛的文艺思想，而不是公式化地生搬硬套。可以说他在《时间开始了》从开篇到结束对毛泽东的歌颂完全发自内心，毫无矫饰，说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次实践诚然不会错，他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崇拜、热爱，对新政权、新时代的由衷赞美是主要的，在他看来，毛泽东就是大海、就是顶峰、就是神话中的巨人：
海
掀播着
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里
他背后的地球面上
照临着碧蓝的天空
……
毛泽东！毛泽东！
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87]
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无比忠诚地信仰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所以哪怕是有冷水、乃至污水向他泼来，也改变不了他的忠诚。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胡风借诗来表达他的这种忠诚。
当1949年11月8日何其芳在其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序言中严厉批评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愤然反驳时（《为了明天·校后附记》），并未注意到何其芳文中最为致命的一句话：“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这无疑是个天大的罪名，胡风竟然不加以反驳，轻易地忽略了，所有的祸根都源于此。
胡风自认为追随革命大半生，对领袖无限忠诚，而且始终认为党和毛主席都是信任他的，文艺界的事只是领袖不知情，被周扬他们所蒙蔽，从来没有想到问题的根本在于他的文艺理论“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胡风的悲剧几乎就是屈原悲剧的现代版，其根本就是忠而不见信。
虽然他在5月24日给田间的那封信中说过“这说起来是苦的，但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个人处境上有‘革命成功’的时候”。[88]但他为“革命成功”而感到欢欣，5月19日，胡风在写给绿原的信中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89]《时间开始了》就是他本人献给“这个时代”的“礼物”，直到1949年的最后一天，他还补写了第四乐章《安魂曲》（后改为《英雄谱》）中的一个小节，约有三百多行。徐放和鲁煤来看望他，他激动地给他们朗诵了刚完稿的《安魂曲》。当然他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下了对家人的深情祝福：“亲爱的M，亲爱的晓谷、晓风、晓山，/祝福你们！/祝福你们！”[90]“时间开始了”，等待着胡风的将是什么？他似乎还不清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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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2][87]《胡风的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8、20、45-46、16页。
[17] [34] [60] [61][72][79][80][81][82][83][84][88] [89]《胡风全集》第9卷，268-269、696、、250、66、544、252、255、266、267、269、270、544、367页。
[19]《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749页。
[23] [24] [31] [32] [37] [56] [67] [78] [85] [86] 《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85-86、46、47-48、47、55-56、51-52、49、51、49、55页。
[25]《胡风杂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439页。
[38] [58]晓风/晓山/晓谷著《我的父亲胡风》，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57、49页。
[59]绿原《试叩命运之门》，《胡风三十万言书》，4页。
[76]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564页。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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