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曾表示八十岁出文集
　　
　　2000年前后，我所服务的出版机构向李慎之先生约稿，希望出版他的文
集，先生回复说，他不到八十岁不出文集，当时他刚好七十七岁。2003年4月23
日早上十一点多上网，传来消息，李先生在不到一个小时前辞世。我顿时愕
然，今年先生不是正好八十岁吗？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2000年1月6日，在朝阳公园的戛纳酒吧。正值一次盛大
笔会，一百多名学者云集于此，会场的门口放着一本签到本，一本题辞薄，李
先生签到已毕，请他题字，他拿着签到笔风趣地自嘲说：“只有那些不要脸
的，字写得不好还到处签字……”先生说话时一字一顿，认真非常，惹得先生
的女儿在一旁嗔怪不已。
　　此前已读到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是由先生亲自寄给H先生的。此后
先生传阅的文稿都是这种大张A4纸，竖着纸张打印出来，正文一律用四号字，
格式大方简洁。在号称信息时代的时代里，一个年近八十，且曾在这个国家任
高官的老人竟要这样用邮寄手抄本的方式来传播他的思想！因他的思想在这个
国度里属于另类。这一幕颇似当年陈独秀在蜡纸版上手刻《新青年》，不过先
生没有顺手把油墨往脸上一抹的毫情倜傥。八十年以降，他已经不再像五四先
辈那样对前途抱着的乐观的憧憬，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不过是一个身有废
疾的老人，在一个世纪的尽头，在一个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夜里写下自己卑微
的企盼。
　　
　　换一种活法
　　
　　那一次笔会高朋满座，李慎之先生和李锐先生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笔会
还有主席台！），慎之先生拒绝带头讲话，他说他要听，两位李先生似乎心中
相惜甚深，李锐先生说话时，他有时还欢然插上一句。
　　座谈会的发言后来是我整理的，我把整理稿取名为《在世纪的分水岭
上》，以为几个知识分子侃侃一谈，就将如胡风所说的“时间开始了”。其实
正如所罗门王在《圣经》“传道书”中说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
远长存……”而今，长存的是中国人的“中”“口”上的那一个插销（笔会上
王东成语）。
　　那次座谈会上李慎之先生是最后发言的人之一，发言全文如下：
　　“沈昌文要我‘慎之’，李锐讲我是‘慌之’，我想我要‘慎’也‘慎’
不了多久啦！李锐要‘四讲’，我要‘五讲’，加一个‘讲人权’。现在全球
化在发展，需要一个全球框架，有很多国际场合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惟一可以
肯定的全球架子就是‘人权’。但‘人权’现在有阻力了，中国有一个人权与
主权的问题。‘人权’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身上，言论自由、迁徒自由。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的文化，但是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专制主义
文化，分开讲就是专制主义加奴隶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最深刻的就是鲁迅，他
最大的贡献就是给我们贡献了一个阿Q，我承认我身上就有阿Q气。我希望你们
到晚年都可以免于阿Q。新世纪，老任务，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现代化，人
的现代化就是人权，人的自由，民主化，这个任务今天并没有完成，我希望，
我也相信到二十一世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出个题目，我自己没有力气来
做，希望年轻人来做，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从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直到今
天，皇帝打倒了，但专制主义可以借尸还魂。为什幺中国的民主化不能实现，
有人说是苏联的影响，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太深厚了，中国
人的心理状态太能接受专制主义了。杜威说对美国人讲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现在觉悟到对中国人来讲专制是一种生活方式。李锐讲缠了脚，我看今天很
多人走路，都有一点别扭。李锐说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上的毛，但工农就是皮
了吗？他们也没有任何地位。我认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起到的作用就是‘教
化’，讲好听点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
判’，就是促进社会进步。我主张由教化转向批评，最重要的就是要说话，说
错话也不要紧，如果都说话了，社会就进步了，民主的目的就达到了。”
　　
　　暮年的战士
　　
　　以后不断读到先生的手抄文稿，主题都是反专制的与重提启蒙的，我手编
过的他的文稿有《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什幺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等
等，这些文稿有幸收入集子公开出版。另外还有一篇先生关于后极权时代的文
章，收入了徐友渔先生的《自由的言说》，在最后定稿送出版社时，看先生的
一些批判时局的文字过于“露骨”，我似乎还下手动了几个字。“欲练神功，
挥刀自宫”，这是编辑之痛了。我们已经养成了只说历史，只讲学理，然后避
开当下的本领，而先生所有的学理，所有的思想都指向当下，并且咬住中心问
题不放。这是先生难能可贵之处。因此他配称为战士，且是在暮年时觉醒，摆
出不妥协姿势的战士。先生在与梁燕城先生的一篇对话中说，我们愧对五四一
代，那时中国还有一些人物，而我们当代根本不是那个精神劲。先生虽不是战
斗直到暮年，但却是在暮年摆出了战斗的姿势。这是先生令人追想之处。
　　“冲天一怒为铩羽，万马齐喑叫一声。”毛泽东先生当年的这一句好诗用
来表彰先生倒是恰当。
　　寒凝大地，雪笼燕山。座谈会毕，我受命送先生回家，在路上，先生一再
叮嘱我：“中国知识分子两千两百年来起到的都是教化的作用。”“民主是一
种生活方式，要换一种活法！”。望着车外车水马龙的北京夜景，先生深有感
慨地说：“记住，中国再也经不起一场乱了！”想不到先生辞世的时刻，正是
中国因为SARS人人自危的时候，先生此时辞世，是否有忧思在心头？
　　送先生回家的路上，他向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说自己是因为中风
而得病的，那次病情算是好险，如果一个米粒大的血块再偏一点，压迫了脑神
经，自己就要失去思想能力了。车子到了李先生家门口，为了上楼，要拿钥
匙，李先生还在车里用劲地挺起腰，解下钥匙，趁这个机会。我趁机向先生澄
清了何新说的他们之问交往的一个细节。
　　
　　
　　与先生谈信仰
　　
　　在2000年1月6日送先生车上，我有机会与李先生谈起基督教，谈起远志明
的信仰历程，我说远志明因为对“生命”与“人性”的追问成了基督徒，那时
我刚成为基督徒，很多见解十分肤浅，只有单纯地热情，但是先生谦卑地听一
个后生夸口道来，说：“张学良倒是真的成了基督徒。”
　　次日又再次与先生见面。为的是陪我所尊敬的师长Z教授要去先生家一访。
一进门，Z教授就向慎之先生介绍我，夸称：“这是小J，一个有爱心的基督
徒。”并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似乎是一个希望。”先生说：“任何东西
到了中国都要小心变质，包括基督教。中国文化是一个酱缸文化。”他说自己
的楼下有一个小保姆，结果人们发现她会偷东西。我当时很自信地对他说：
“基督教一定不会变质的”。至于楼下的保姆，我想可能她只是一个挂名的基
督徒，可能是别人对她的误解，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先生说：“我曾对
丁光训说，大胆传基督教，不要怕！”其豪情令人可佩。当然，李先生不知道
丁先生传那改过了的“教”其实也不用怕。李先生“酱缸”的提醒用在这里不
是正好吗？
　　在先生家里，他还认真地把我的名字记在一个本子上。虽是细节，对于我
这个初到京城的游民准知识分子也算是礼遇了！
　　
　　专制主义的根源在哪里？
　　
　　李先生说：“如果我作为中国人，最有价值的就是自由。如果我是美国
人，可能会认为公平最重要。”李先生对专制主义进行了这么多的反思和批
判，难道不就是为了一个“自由”吗？但是中国专制体制的成形当是在秦，而
专制思想基础在春秋战国就已成形。李先生没有回答何以中国专制思想在这一
时期成形。然而，我从信仰的角度尝试提出一种看法，就教于诸君，春秋战国
时期正是中国人失落了对上天的信仰，开始坠入人本主义思想的时代。而人本
中义，以人为中心，对人自己的盲目自信正是专制主义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
用神学的语言说“罪性是专制主义的根源。”
　　我们平时追求的自由，指的都是言论不受限制，行动不受限制的自由，这
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这种自由坚持自己不受辖制。而自由在更深的层面上还需
要“克制自己，不辖制别人的自由”，以及把别人的自由看做与自己一样重
要，愿意为了别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精神。这一切都植根于对个体生命的独
立性与神圣性的信仰，植根于一种爱的情怀，这种信仰与情怀就是耶稣基督教
导的“爱人如己”，而我们为什么能爱人如己？因为，耶稣基督说“要爱主我
们的上帝”，而别人也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我们当爱上帝所爱的他人。
　　此外，自由还有赖于饶恕与宽容，当我们的自由受到别人侵犯时，我们如
果一样地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就违背了自由的精神，这是自由在人本范
畴中的困境。此时需要饶恕的精神，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为
逼迫你的人祷告。”面对这种自由之路上时刻都会有的困境，一方面需要司法
的公义，一方面需要爱，没有爱与饶恕我们就没有明天。
　　天成兄说：“李先生走了，他走的时候，正当一种疾病在他曾为之焦虑的
国度肆虐。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数以千计的人被感染，
数以百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我想，如果当局愿意请李先生拿一个防治方案，
他一定会推荐他曾研究的一组疫苗——民主宪政。”天成兄的文章引起我对李
先生的追思，所以动笔写了这篇小文。不过，请容许我从不同一点的角度来想
一下问题。虽然自由常表现为制度，但是自由的根基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心
灵，此一心灵的自由出自于信仰。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法官之一的勒尼德·汉
德先生说：“自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一旦它在人们心中死去，没有任何宪
法、法律或法院能拯救它；甚至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法庭能给予它多大帮
助。”勒尼德·汉德先生还说：“自由的精神即是对其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
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
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铭记，即使一只麻
雀落地也该引起注意；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
　　
　　生前论生死与上帝
　　
　　有意思的是，李慎之先生以近八十的高龄，竟是中国学界对信仰问题最开
放的人之一，似乎比知青一代更开放一点。在与梁燕城先生的一次对话中，他
说：“真正的哲学家，追根究底都要回到一元，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多元化，但
对于严格的哲学家来说，寻求问题答案的就是一元。而且，一直追下去，上帝
的存在对哲学家来说就不可能排除。这就谈到真理问题了。”他还说：“有个
长远眼光看，就会感到一些时髦的东西很可笑。中国也有文章说进化论被推翻
了，但又不敢承认有上帝，可见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上帝的精确性。要真正
认识上帝的存在，必须具备很高的抽象思维，但他们没有这种能力。”
　　论到自己的生死，李慎之先生说：“对人生，可以用中国古代张载的一句
话，‘存吾顺是，殁吾宁也’。生存是掌握做人原则，死时就安宁。……九七
年四月我在德国访问，因脑血栓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德国医院很清静，当时我
就想写一篇文章，但一直没有时间写，就是关于生死的问题，也考虑了有神论
的问题。为什么比米粒还小的血栓能栓住血管，使我接近于死亡？生命本是如
此软弱，人之生死，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天意。 ”
　　
　　论及宇宙起源与上帝存在的问题。李慎之先生说：“目前可知的大爆炸，
就只有一个，无数宇宙之说，仅为玄想。我觉得如果有了大爆炸，大爆炸之前
只可能有一个神。文革时我们批评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
家，其实只是显明我们先定自己的一套唯物假设，去判定科学，其实对科学是
极度无知。我没有资格跟爱因斯坦说话，对上帝也一样。我算得了什么？”
　　先生在记念钱钟书先生时引用了钱先生1989年的一句诗：“星星未熄焚余
火，寸寸难燃溺后灰”，先生的晚年不是这样。然而今日先生已经走完了世上
的行程，当年送先生回家时，我曾班门弄斧地背诵戴高乐将军的一句话，以之
比于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未尾的心境，戴高乐说：“古老的大地，年迈
的人，虽然感到永恒的寒夜即将降临，却始终在不屈不挠中瞩望着未来的希望
之光……”李先生欲言又止，大意是说自己与戴高乐不一样。我说：“你是卑
微的祈求，卑微的祈求是不会落空的。”其实先生的意思更可能是戴高乐是专
制主义者，自己才不愿与之为伍呢！但是在作为战士的品质上这二者似又有共
通之处。
　　未来将有人重提二十世纪末的北京思想启蒙的一个小高潮，徐友渔先生曾
在他的书房里说：“我们现在很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启蒙的“小气
侯”里，李慎之先生无愧为一名旗手，不管是在姿势的彻底上，还是在对中国
专制主义的传统的反省，以及对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重新阐扬上。我忝身此
中，亦步亦趋，树立了对个体独立性的信念。然而，此后我越来越远离了知识
分子阵营，因为来自信仰的更大的魅力呼召我。只是偶尔想起慎之先生，心中
感动不已。曾经在2001年有一段时间为李慎之先生祈祷，盼望能有机会再对他
讲福音，或者给他寄一些书，打个电话。只是因为怕打扰老人家，也怕因为先
生受到某种关注，怕我做为信仰者被牵入其中，所以迟迟没有与先生联系。
　　先生生前在比较诸宗教时曾说：“只有基督教是讲永生。问题是，永生和
永死是什么关系？这就涉及到灵魂不灭的问题。但灵魂是发生出来的，还是永
远存在的，我前面的人的灵魂是什么？我完全无知。”
　　生与死，两个世界从来不曾对话，在此世，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思考死
亡，去想象死亡，去逃避死亡，去迎接死亡。然而，只有生命真正与死亡相
遇，才会知道死亡的真相。而知道死亡的真相，才知道全部生命的真相。生
时，我们不知道死，也就不知道全部生命的真相，但是我们要选择如何生。死
时，我们已经知道生命的真相，但是我们已经无法重新开始生。因此对于生命
的态度永远是超越于人的眼见，超越于今生的眼见和理性之上的，是一个信仰
的领域。
　　先生说：“对上帝……我算得了什么？”先生在此是看到了理性的有限
性，先生从理性的角度谈信仰，说：“要真正认识上帝的存在，必须具备很高
的抽象思维。”圣经说：“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辩认出来的。”（现代中文译
本《圣经》“罗马书”1章20节）其实，奇妙的世界有一个创造主，这是人无法
推诿的。但是，人的理性最高程度也只是从看得见的被造界里面推知上帝的存
在，至于这样一位存在的上帝是什么样的，这是人的理性永远无法企及的。因
此若不是上帝自己将自己启示给人，人就永远无法认识。而对于这种启示真理
的接受，理性的作用的有限的，对于这种启示真理的接受有赖于信心。“这福
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中犹太人，而后外邦人。因为这福音
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现代中文译本
《圣经》“罗马书”1章16-17节）
　　
　　而今先生独自隐入了永恒。在网上看到先生辞世的消息时，心中怅然，马
上停下手来为先生的家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平安。对于逝者，于有信仰的
人，死后有生命乐河的水，有上帝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于不信者，只有永恒
的寒夜。这篇小文原来是不准备写的，今晨黎明起来祈祷，想道曾经耽误了向
先生传福音，心中自责不已。我的朋友说先生曾与他们谈圣经，也不知道先生
辞世前是否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只有在他那里，才有永远的安息，有永生的盼
望。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
我的，永远不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
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
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
要叫他复活。”而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则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的
上帝的儿子。”“他已经将死废弃，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先生走了，他身后是一片古老的大地，和他在这片大地上投下的战士的身
影。不管这片大地如何“天翻地覆慨而慷”，不管它如何城开不夜，满街流
银，它没有改变的是它古老而苍凉的底色，先生把这种底色命名为“专制”，
我在先生的命名背后看到的却是灰色的心灵。
　　什么时候先生身后的古老大地能唱大卫王的歌：“你就是生命的源泉，在
你的光照中我们得见光明。”（现代中文译本《圣经》“诗篇”36：9节）那歌
是新歌！
　　先生安息！
　　2003年5月13、14日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２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李慎之同志，因病于４月２２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９岁。
　　李慎之同志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５日生于江苏无锡。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９
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１
９４８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组组
长、副主任。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７年上半年，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
交活动，包括１９５４年的日内瓦会议、１９５５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在新华
社期间，写过大量的国际新闻与评论，参与许多外交文件和政治文件的起草工
作。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于１９７３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
对。１９７９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
　　１９７８年底至１９８０年初，李慎之同志参加了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
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xiaoping同志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１９８０年
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１９８５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
所所长，１９８８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１９９０年免去社科院副院
长和党组成员职务。１９９５年离职休养。
　　李慎之同志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