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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中的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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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健国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3-9-8 14:53:29 | 【字体：小 大】 |
除了政治、历史、诗词、书法之外，杂文可能是毛泽东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其关注的形式似乎可以分为三类：1.对鲁迅的喜爱与高度评价；2.自称如果不从政，便要做一个职业杂文家；3.经常整治不听话的杂文家，以杂文定罪，降驯知识分子。
那么，试从这三个角度观看杂文中的毛泽东，可能会使我们看到一个极为真实与独特的毛泽东。
因为王明而喜爱鲁迅
从延安时代开始，谁都知道毛泽东喜爱鲁迅。人们都以为，毛泽东之所以喜爱鲁迅，是因为他特别欣赏鲁迅杂文。六十年来，这个印象几乎无人怀疑。我也一向信奉此说。只是近年细心注意了一下有关资料，才知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毛泽东从未把鲁迅当成一个杂文家。关于鲁迅，他有几段经典评价。 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正式发表了关于鲁迅的高度评价━━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自己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的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讲自由，是创造革命先锋队的场所。”
这一段的要点在于，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旧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这一节的要义是，鲁迅“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一九三六年就大胆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完全在为一党服务。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我记得大意如此）。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着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轫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全国去。
“综合了上述的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非常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功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很老练的先进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喜爱鲁迅的三个特点，一个“是他的政治远见”，第二个，“就是他的斗争精神”，第三个，“是他的牺牲精神”。
因为这三点都与毛泽东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才号召“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精神”。所谓“鲁迅精神”，就是对毛泽东既得利益有利的精神。
这三点都没有说明鲁迅杂文与鲁迅精神的关系，更没有表明，喜欢鲁迅，是喜欢鲁迅的自由思想杂文。
毛泽东第二次大力颂扬鲁迅，是1940年1 月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宝贵、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这里的基本思想仍然是重复上一次的评价，新鲜的是，毛泽东采用“五个最”正式把鲁迅立为了新中国的圣人。（文革时代林彪、“四人帮”采用“最最最”副词修辞手段，其实正是从老师毛泽东这里学来的，知道毛其实很喜爱用最最最表达最高的崇敬。后人不知，以为是林彪的发明与阴险，实一冤案也。）在这样完美正式的鲁迅评价中，毛泽东仍没有称鲁迅为杂文家，他所喜爱的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或者说是“毛派鲁迅”。
毛泽东第三次大篇幅在文章里赞颂鲁迅是1942年5月23日， 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一节说得更具体、更明确，体现了毛泽东喜爱鲁迅主要是在于鲁迅甘当孺子牛━━甘当无产阶级之牛。而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之首领的毛泽东，其言下之意，自然是说鲁迅甘愿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之领导。喜欢鲁迅，是因为鲁迅听自己的话，而不是喜爱鲁迅充满“五.四”精神的一些杂文， 无党无派，自由思想，对任何权势都横眉冷对。而且，这一次正式把“听话鲁迅”、“尊毛鲁迅”作为廷安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毛泽东关于鲁迅所有的评价中，包括新中国建立后为鲁迅题写墓碑，文革时号召“读点鲁迅”，只有这一节话最大信息量的透露了他之所以喜爱鲁迅的真正原由。但是，多少年来，人们都没有深究这一颂词的真正涵意，仍然以为是毛泽东在号召像鲁迅那样用自由杂文嘻笑怒骂一切专制的顽疾，更没有深想，毛泽东到底缘何如此推崇鲁迅。自此，就存在两个鲁迅，一个是毛泽东（新党）心中的“左联鲁迅”，“听话鲁迅”，“毛派鲁迅”，一个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五.四鲁迅”， “自由鲁迅”，“民主鲁迅”。两种鲁迅观的不协调，特别是前者借权势成为显学，终于带来尔后新中国知识分子一场又一场的悲剧。
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李辉，才给我们透露了毛泽东喜爱鲁迅的一些真正内幕。
1993年7月28日，李辉在北京采访王力，请他谈对周扬的印象， 访谈中忽然谈到，毛泽东为何后来最喜爱与鲁迅不和的周扬，而把鲁迅一些真正的朋友、真正的鲁迅精神发扬者如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都打成“反革命”、“右派”。作为从延安时代过来的王力，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语━━
“我觉得毛主席强调鲁迅，是因为鲁迅的意见在反对王明路线上，是和他一致的。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毛主席还没有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但鲁迅是与王明路线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在这方面冯雪峰起到了很大作用。（李辉插话：你是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激鲁迅对他精神上的支持。）是的，周扬在左联时期执行的是王明的路线，那个党是受苏联情报机关的影响，是王明占统治地位的路线，那是斯大林式的。（李：毛泽东是到延安整风才最后确立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搞延安整风，毛主席就是要做到这一点。他要搞自己的，是对是错自己搞，摆脱苏联的影响。……在毛主席还困难的时候，鲁迅明确地拥护毛泽东，这比党内的许多同志还要早得多。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他后来为什么到二位，就因为他也不赞成王明，支持毛主席。……（李：从肯定鲁迅到信任周扬，你认为毛泽东看重周扬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周扬推行毛主席的讲话成绩很大。”（《李辉文集.往事苍老》（P336）
这一采访可知，毛泽东喜爱人的重要标准在于是否支持过自己，肯定自己，听自己的话。也许正是这一喜好，才使林彪总结了几十年跟随毛泽东的经验，在以后打出了学习毛选，编毛主席语录，以至“手拿红语录，口喊万万岁，背后操家伙”的阴谋伎俩。
冯雪峰到底是怎样让毛泽东了解鲁迅，帮了很大的忙呢？
1995年3月7日，李辉在《凝望雪峰》一文里说━━
“从个人交往的角度，冯雪峰与毛泽东的接触远远早于周扬，而且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冯雪峰与毛泽东有过一段极为密切和深入的往来。正是在那次往来中，远在上海的鲁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重要话题。此时毛泽东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
“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
“我曾与一位和毛泽东有过一定交往的先生，谈到毛泽东和鲁迅。他认为毛泽东是深深感谢鲁迅的。在遵义会议之后，在长征结束之时，刚刚确立中共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获得了来自上海一个文化伟人的支持，这对于他显然有着特殊意义。毋庸置疑，他非常看重这一充分的理解与支持。没有这样一种感情的联系，没有近乎于‘患难之交’的历史渊源，后来毛泽东就不会以那种充满敬意和感激的心情，对鲁迅做出文学的、思想的、历史的高度评价。
“我赞同这一看法。不然，就不能解释，长征之后毛泽东为什么很快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委派冯雪峰前去上海与鲁迅建立联系，并明确支持正卷入左翼文坛纠纷的鲁迅。同样，鲁迅的支持，至少在文化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时，尚没有‘一面旗帜’的说法，但实际上冯雪峰的使命之一，正是要高举起鲁迅这面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旗帜。
“冯雪峰初到上海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到六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在刘鼎即赴南京、上海之际，让他带走了一封致冯雪峰的长信。信由张闻天亲笔，周恩来修改，主要布置有关统战方面的任务，同时也谈到鲁迅，谈到冯雪峰到上海之后开展的文化活动。信中说：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老师（即鲁迅━引者注）与沈兄（即茅盾━引者注）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二年四期）
“冯雪峰后来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乃至命运的变化，不排除他赌气执意回家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远离革命中心，他不再可能接近毛泽东，不再有机会表现出自己的理论修养。但是，这也许不是最见决定性的因素。
“我看重鲁迅逝世对之产生的影响。”（《李辉文集.沧桑风云》P147）
至此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喜爱的鲁迅，是拥护毛泽东反对王明的鲁迅，是入左联的鲁迅，是听话鲁迅，是毛派鲁迅。对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是毛泽东判别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而鲁迅欣赏毛泽东，则可能因为当时毛泽东是反当局者的在野党中的自由思想领袖，在野党又往往是以自称代表人民利益才能生存的，加上学生冯雪峰以及瞿秋白等人的影响，加上鲁迅轻易地相信苏俄已出现了世界上最公平最公正的自由民主社会，以为深受苏俄影响的中共，也必会如此。
新中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大悲剧，可以说，一切皆源于不理解毛泽东为何喜爱鲁迅。自由思想者所学习的“五.四鲁迅”的一面，恰恰是毛泽东不喜欢， 甚至害怕的，毛泽东所喜爱的“左联鲁迅”，则是要一切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做他的孺子牛。
一个严重的误读误解鲁迅，终于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出现空前大倒退、大恶化的大悲剧。这一切都萌芽、定型于“延安时代”。
“阳谋”与“鲁迅陷阱”
不管毛泽东大树鲁迅的本意如何，客观上看来，鲁迅竟成为了他诱敌深入━━引诱自由思想者知识分子纷纷自投罗网的一只猎鹰。毛泽东高举一个冒充“五. 四鲁迅”的“左联鲁迅”，诱引了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士争趋燕”，王实味、丁玲等奔赴延安，马寅初、胡风等聚集北京……
当然，这只怪一班知识分子始终未明鲁迅其实有两个，“五. 四鲁迅”和“左联鲁迅”；不明毛泽东为何喜爱鲁迅，以为既大树鲁迅，那么鲁迅杂文当然是可以大学猛学的。
最早上当的是王实味、萧军、丁玲、罗烽。王实味是192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翻译家与杂文家，抗战前夕到延安，因为曾大量翻译过马列著作，被安排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读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系列“最最最”的赞歌之后，他第一个掉入毛泽东的“鲁迅陷阱”。
1942年2月26日至3月23日，他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了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对延安也存在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平等现象提出了批评，之后又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零感两则》等杂文， 认为艺术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站在体制外，自由“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由于他的带头，丁玲也写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延安的妇女也并不自由，萧军、罗烽、艾青等作家也跟着写起批评延安的鲁迅风杂文。
结果如何呢？王实味被定为“托派”，1947年枪决；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一批自由作家受到“抢救”整肃。
1942年5月22、23日，也就是王实味等人发表鲁迅风杂文一二个月后， 毛泽东在胡乔木、周扬的策划下两次召开延安文艺家座谈会，发表由周扬、胡乔木帮助起草、整理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一直糊涂的一个考试，许多人以为真正代百姓说话，为民请命便是为工农兵服务了，有些人则认为自己便是工农兵一员，只要真实地表现自我，站在民间立场自由思想，就是为工农兵。可是这样的答卷一次又一次被否定。后来胡乔木对胡风谈话时有一个著名的解释：“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李辉文集.文坛悲歌》P68）在胡乔木看来，党是第一位的，群众只是从属于党的，是党指挥群众，而不是人民左右党。
7年以后，1949年7月6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对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文艺家们公开说明：
“因为你们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同上P55）
这就是说，文艺家的价值，只是在于对“人民”、对“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有好处，所以才有价值，才值得欢迎与存在。与会者大概都未想，这话的意思说明，知识分子并没有一丁点独立存在的价值，永远需要依附执政者才行，“学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依然是万古不易之真理。把执政者、执政党的一切利益都用“人民”作招牌代表，用“人民”压迫知识分子，用“工农兵”来鞭打自由思想者，这可能是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发明和精华。
令人遗憾的是，延安发生的王实味事件，“延座讲话”精神，并未使人们明白毛泽东对鲁迅喜爱的真谛，大家只把王、丁、萧、罗等人的挨批受冤当成一个偶然事件，没有想到，“野百合花”这一事件已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杂文家的整个命运的缩影，是一个极其精炼的象征。
所以，后来便发生了一再重复的“野百合花”事件━━
1950年4月4日，鲁迅风杂文家黄裳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杂文复兴》之杂文后，立即受到围攻，夏衍也表态：“假如鲁迅先生还健在，这时候不会再写那样的杂文了，但是他一定还是写他的杂文的，写新时代应有的杂文。”（《20世纪中国杂文史》P593）
连冯雪峰也甚至提出：一些人有偏见，“杂文的观念有些混乱”，“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杂文，才看成为杂文的”（同上）
这次围攻黄裳，看起来，作为新政府官员的夏衍、冯雪峰等人有点悟出毛泽东喜欢什么样的鲁迅了，但是官场之外的杂文家并未明白，依然以为毛泽东喜爱的是“五.四鲁迅”杂文。结果他们最终只有表面上服从夏衍、 冯雪峰等官员的定论：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的明确指示━━“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同上P596）杂文家邵燕祥回忆说：“1949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指导文学艺术工作和创作的文件。讽刺诗和漫画领域，只有反美反蒋题材的一枝独秀，与讽刺诗、漫画相邻的杂文的冷落，自在意中。”（同上）。
到1952年，没有杂文的新中国因为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有大胆批评缺点的呼吁，“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如果认为我们苏维埃现实没有可讽刺的现象，那是不正确的。我们苏维埃需要果戈理和谢德林，他们的讽刺像火一样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了。”于是1953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三卷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加进了“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句话（伟人的著作可以随时加进新时髦意见而不做说明，以显示伟人早已正确，永远英明），这才使中国重新出现讽刺性杂文，但已不是鲁迅杂文，而是苏式小品了。
深受鲁迅影响的一代鲁迅风杂文家，当然不会满足于苏式小品，当1956年苏共20大反个人崇拜的更强劲的东风吹来之后，毛泽东不甘示弱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人民日报》改版，徐懋庸等杂文家开始又用鲁迅笔法写杂文。
这期间，已经有了1955年对鲁迅密友胡风的残酷围剿，将胡风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关进监狱，，在全国圈定了2100名胡风集团嫌疑犯，逮捕28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最后正式将78人定为胡风反党集团分子。
奇怪的是在如此残酷打击之后不到2年，1956年、1957年上半年， 全国又涌现一批鲁迅风杂文家。毛泽东为了把这批杂文家悉数歼灭，居然说出了极其“阳谋”的一段话。
有人说，毛主席好像也说过鲁迅杂文可以对人民内部。是的，有过这么一段话，那是反右前夕，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在布置引诱知识分子“向党进攻”时说的，是在布署把《光明日报》的领导人由共产党员常芝青换为民主党派储安平时说的，是在民主党派报纸《文汇报》被北京《教师报》吃掉，又突然还回，让徐铸成重新回上海办《文汇报》━━以让它和《光明日报》一起成为“右派言论”基地时说的，是在为了三个月后，1957年6月5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际说的，那段话出自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1957年6月“反右”开始后，毛泽东又对上海《新民晚报》总编、 杂文家林放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并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20世纪中国杂文史》P613）
难以理解的是，身为一代新主，“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说完此话之后，虽有个别杂文家免于流放之苦，但所有的鲁迅风杂文家都或进监狱（如武汉杂文家陈泽群因在《人民日报》发表《师和帅》等杂文而获罪），或流放，或戴右派高帽，“控制使用”，更奇怪的是，从此中国没有一篇鲁迅风杂文，勃勃兴起的只是马铁丁，龚同文那种由中国高级干部组织秘书、词臣们写的为大跃进唱赞歌之类的新基调杂文。
在大批鲁迅风杂文家时，毛泽东乘胜前进，在学术领域狠批马寅初关于节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在党内猛整敢于给大跃进提意见的彭德怀……抓住扼杀鲁迅风杂文这个纲，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横扫一切胆敢犯上的自由思想者。
一个怪圈出现了：毛泽东每提倡一次鲁迅，每说一次杂文，鲁迅风杂文和杂文家就被大围剿一次，大扫荡一次。倒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之精神，毛泽东的确在不断发扬━━1958年，《文艺报》第二期开辟的《再批判》专栏，重新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自己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40年代在延安已批倒批臭了的鲁迅风杂文。“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语’说这些人‘以革命者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同上P615）如此这般，毛泽东是何等善于利用杂文，利用“左联鲁迅”来“教育”杂文家和知识分子。
为什么毛泽东愈提倡鲁迅，中国就愈没有鲁迅，愈没有鲁迅杂文，于此足可窥见症结。
人若问，为什么在1961年后又有了《三家村》杂文呢？回答是，这一次鲁迅风杂文的出现，可能不是毛泽东“阳谋”的产物，而是他因“大跃进”在党内威信下降，被迫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后的一时松动。当时“三家村”人以为毛此次可能要真正退居二线了，遂开始了旁敲侧击，为民请命。他们忘了，毛泽东能够在1959年“反左”的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万言书打垮，定彭德怀为反党集团，罢他的官，也依然不会让“三家村”得势。
也有材料表明，“三家村”的出现，依然可能是“阳谋”的诱敌深入━━“三家村”杂文出笼的背景是，胡乔木在1960年冬天指示《人民日报》陆续开辟一些读书随笔，读书札记。因此，才有了《人民日报》杂文“长短录”、“三家村”的出笼。这一时期的鲁迅风杂文，皆是以读书随笔为掩护出笼的，《燕山夜话》153篇，几乎篇篇是从古书谈起，走借古喻今、借书讽实之路。不到二年，1962年后，毛泽东又开始收网围猎了（清代皇帝每年都要秋狩、冬猎，毛泽东无此雅兴，却采取了不断围猎鲁迅风杂文家的方式，进行更高效的“秋狩”遣兴，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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