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7月17日河南温县发文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拔苗运动到八月中旬温县叫停这一运动，前后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无独有偶的是，在同一时期，河南沁阳市、修武县、武陟县和温县的各个村落中，都开展了类似兴师动众的“拔苗”运动。此举“拔苗运动”经新京报批露之后，一时成为焦点新闻之一。（河南温县要求干部教师下乡拔除村民屋前农作物，新京报，2007年08月24日；河南温县叫停干部下乡“拔苗” 官员称将整改，新京报，2007年08月25日）

评论界对此的评论，更多讨论的是新农村建设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而应该摒弃的是县委县政府自身的越俎代庖和粗暴做法。笔者以为，反思此事背后的权力行使似乎更有必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拔苗运动？因为它是由一个强权政府所推动的。

于是，问题的重心也就转向了我们如何理解拔苗运动的强权逻辑？或者说，拔苗运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强权逻辑指引下推进的？

强权政治不讲法理。县委副书记朱玉正承认，拔苗缺少法律依据。缺少法律依据的事，政府也敢做？这不是强权政治，是什么政治？毕竟，强权政治不讲法治。即使讲法治，法治也是被悬挂和空置的。至多具有赏玩的意义。

强权政治以利益威胁行动。“村干部说了，不拔菜，就停我的低保。”威胁、利诱、恐吓等等都成为强权政治行事的强有力的手腕和行事方式。强权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它可以动辄以某一件事、某一行为而决定“施与”或者“取消”当事人的另一与之毫不相关的正当权益。低保、扶贫款、救济金等等常常成为强权政府把玩和操纵的工具。

强权政治不顾伦常秩序。此一运动之中，县直机关所有公职人员都被要求下乡拔苗，而且拔苗对象限定家中亲戚和左右街坊。在强权政治者眼中，要拔苗首先必须拔掉的就是人间的自然秩序和基本伦常。这正是强权政治不讲法治（法治意味着秩序）自然衍生的必然逻辑。或者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一种秩序观。而强权政治完全不顾这些基本的人类生存秩序和社会运行法则。

强权政治常以运动方式行事。参与“分包十户”任务的温县上千名公职人员，涵盖了县委、县政府、交通、工商、税务、公安等县直机关科级以下公务员，学校、医院、自来水公司、电视台等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囊括在内。这不是运动是啥？它发动的正是它的麾下和棋子。“运动”成为强权政治的家常便饭。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假汝行之”，管它屁事大小。

强权运动必然坚持严格的惩罚。多名村干部证实，下乡的公职人员如果完不成包户任务，会面临处罚。“听说没有完成任务或在证明上弄虚作假的公职人员，要停薪半年。”温县番田镇一位村支书说，“可能是这个处罚太重了吧，后来有些地方改成了罚款200元。”对于“连续三次排序在第三类（黑旗落后村）的村，除经济处罚外，还要进行必要的组织处理”，并确定各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番田镇某村村支书说，其实乡镇干部的压力更大，他们也要进行排名，年底的最终排名，最后3名的乡镇党委书记，将被撤职。在温县制定的《方案》中，要在电视台设专栏，对整治行动积极、成效明显的及时通报表彰，对领导不重视、措施不得力、行动迟缓的进行公开曝光。每次检查评比排序结果将通过电视媒体、报纸、简报、手机短信平台进行通报。

这就是强权政治为保证其政令的畅通，必然要采用严格的惩罚措施。这是强权政治控制其麾下的非常厉害的一招，也就是采用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保证强权意旨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强权何以强权？强权不仅要能够强权发动，还要能够强权执行，最主要的是，它要能够实行强权监管。否则，强权的权威和效力就要大打折扣。

强权政治还善于将其运动“合法化”——道德化、党务化。即使没有法律依据，强权政治也善于将其“合法化”。这就是将其道德化、党务化。县委副书记朱玉正不是说了吗？“这是道义规范，是党务工作，非公务员范畴”。其言下之意不就是，道义规范、党务工作，完全可以超越于法理之上、情理之外？！换言之，强权政治善于站在道德、党务的制高点上来解释其行动的逻辑。只可惜的是，恐怕这也是其最后的退路和选项了！

由此可见，强权政治自有其行动的一整套逻辑。以什么名义来行动？依靠谁来行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动？如何保证强权不受阻？这些都是强权政治行动逻辑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整套的行动逻辑，强权政治才得以深入推进、强力执行。

强权政治的运动被“叫停”在于，人民的极力声讨和媒体的猛烈讨伐，这是其料想不到的“杀手锏”。问题在于，仅此就能够将强权政治扼杀掉？如果做此妄想和论断，恐怕发酵的恰是可怜的政治幼稚病和可悲的政治妄想症。

                                       2007年8月26日早上八点半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