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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交加的中国文化
作者:任海勇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9-28 19:36:41 | 【字体: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比如,金壁辉煌的皇家宫殿,浓墨重彩的传统戏剧,玲珑雅致的古典园林,高深莫测的宝塔寺院以及各式各样的民间工艺品,如朴拙厚实的蜡染棉布,民风浓郁的年画和自然朴实的剪纸等等。不管是找旅游点还是买旅游纪念品,我都喜欢那些有着浓浓的中国文化风情的东西,看不够也爱不够。

   但是,从生活中的切身体验来看,我又明显地感觉到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很耐人琢磨的地方,让人一下子不能想得很透,也很不喜欢。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喜与悲。本身是一件喜剧,却又偏要掺和些悲剧的因素,让人高兴不起来;相反,本来是一件悲剧,让人很伤心,却偏要在那悲剧里头加进一些喜剧的成分,让人强颜欢笑,满心酸楚。

    先说说喜中带悲的事。

   九十年代初期,我一个宁波亲戚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由于新郎新娘都是当地人,双方家里都来了一大堆城里和乡下的亲戚。婚礼开始以后,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宾客们送礼钱,来宾们依次上去献礼。轮到的人上去,坐在长沙发上;沙发前面是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坏。每上来一个人,新娘就倒上一杯茶,比如是舅舅上来了,新娘一边上茶一边说;“舅舅请喝茶。”亲戚们往往是夫妻两个一组,俩人一起坐上去,新娘先给舅舅上茶,紧接着给舅妈上茶。送礼人象征性地喝一口茶,然后,把用红纸包着的礼金放在茶几上;司仪拿起礼金,当众打开一数,然后再大声地唱出来。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围着看着哄着。

   乡下的亲戚们,挣点钱不容易,可又不能折了面子;所以,基本上都要给个吉利数,最常见的是六百六十六块六角,少数生活没有着落的老人,也有给六十六块六角。亲戚们往外掏钱的时候,很是心疼的样子;有人当场就面露不悦,还有人更是话中有话。一位舅舅一边往外掏钱,一边对旁边的舅妈说:“我们出了六百多块钱,那当然要在这里多坐一会了”;一位叔叔说:“这茶可是不好喝呀。”新郎新娘都是大学生,自然能听出话里的意思,但只能作出没听出来的样子。

   我明显地感觉到,送完礼之后,亲戚们脸上原来绽放着的笑花,消去了许多,有人甚至有几份落寞。那时候,我在宁波大学当教师,加上包玉刚给我们发的特殊的教师津贴,一个月工资也没有六百元,让那些乡下亲戚们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钱,他们还不得心疼死。

    这种结婚时亲戚朋友们硬打肿脸充胖子凑份子钱的事,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风俗。我在前面的文章《三城岁月》里曾经说过,我在中国最具代表性或者说代表了中国三种主要文化的三个城市西安、北京和上海都生活了很多年,另外还在天津和宁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看到,各地有各地的婚礼风俗,风俗又不完全相同;但是,很多的风俗内容走到哪儿都差不多,那已成了中国文化的共性了。这办喜事时的送喜礼,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本来一对新人组成了新家,亲戚朋友们都来热闹一下,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可硬要让不同收入条件的人都拿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来,搞得人家负担很重,这让人家能由衷地高兴吗?这不是在办喜事的时候,有意让大家扫兴吗?

    我觉得,结婚的时候,来宾送些礼,本身是无可厚非而且是很必要的;中国人经常说,礼尚往来。不管是人与人、家与家还是国与国,送礼都有特殊的作用;它可以让收礼人有喜出望外的惊喜,同时也可以密切或是加深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要不要送礼,而是该怎样送礼,送什么样的礼才合适。我最反对自不量力地,或是勉为其难地,硬凑礼了。

    我舅舅的女儿嫁了一个日本小伙子,妹夫在日本一家广告公司里做,他们的婚礼、洞房和蜜月都选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里。结婚那天,很多亲戚还是像平常那样包了红包送过去。妹夫的收入在日本虽然算不上很高,但是比我们国内一般收入,还是高出了许多倍。大多数亲戚送了一千块钱,他们在国际饭店租新房,一天的租金就是一千块,所以这点钱人家未必在乎。

我想了一下,选了三样礼品,都是我在全国各地旅游时买的,极有中国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纪念品。一套宜兴的紫砂茶壶,是我在宜兴买的十套茶壶中之一;壶身上有在中国文化里,象征吉祥和喜庆的喜鹊图案。一对在无锡买的大阿福,当时买了两对,我把其中的一对送给他们;一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和一个同样胖乎乎的小男孩。我对日本不是特别了解,但知道日本有个偶人节;我想,喜欢偶人的日本妹夫一定会喜欢我们国家这一对民间宝宝的。还有一件锦缎的睡衣,紫红色的缎面上,绣着金黄色的龙;衣服是男式的,送给妹夫。原来衣服没有包装,我把它熨好、折好、包装好;然后,找了一个漂亮的纸袋子,把茶壶放在最下面,阿福放在中间,上面盖上缎子睡衣。东西拿去以后,亲戚们当场就打开来看;每拿出一件东西,妹夫就发出一声惊叹,亲戚们也都说非常漂亮。后来,听说妹夫把亲戚们送的礼钱都给了舅舅和舅妈;但把他的一件旧汗衫撕了,把我送的三样东西,包包好带到日本去了。之后,舅妈还多次提起这件事,说我在表妹结婚的时候给他们家里送去了吉祥和祝福。

    结婚的时候,除了份子的烦恼以外,还有许多悲喜交加的风俗。比如,在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都很普遍的哭嫁。一般认为,哭嫁是为了表示女儿对生她养她的父母的眷恋之情,对父母的依依不舍和好像并不情愿出嫁似的;否则得话,如果喜形于色,会让人觉得对父母来说是过河拆桥,迫不及待想出嫁,又好像嫁不出去似的,或是给人以姑娘家熬不住了,想赶快嫁男人的感觉。这样会显得无情和轻浮。哭嫁的方式各民族不太一样,但大多数是哭得越伤心,众亲友们看了就越好。我想,如果本身心里确实很悲伤,比如,由于家里生活条件过于贫困,不得已而找了个饭碗,嫁了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那哭倒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大多数男女都是自由恋爱的,平时两人想在一块亲热,得偷偷摸摸地,这下终于可以天天生活在一起了,怎么会不高兴呢?又怎么会悲伤地大哭呢?想起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外国人结婚的时候,俩人庄重地步入神圣的教堂,用平静的沉默,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这比我们的貌悲心喜要真实得多。我们的哭嫁文化中还不单单是新娘哭,新娘的母亲也要哭,以表示对女儿离去的依依不舍之情。以前女儿出嫁之后,不太容易回娘家;一是交通不便,二是自己当了家没工夫也没心思往娘家跑了;三是风俗决定不能在任何日子随便跑回娘家。所以,姑娘出嫁了,母亲以后就不太容易见到女儿了。现在不同了,在上海,许多姑娘结了婚,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有时还会在娘家常住,或是干脆搬回娘家和父母一起住。但是,哭嫁的风俗还是因习惯而延续着。

    要说随礼和哭嫁,那还不是婚礼中最悲的,前者心疼一阵也就过去了,后者大多也都是装装样子而已;真正可悲的是那压得让新郎新娘和他们的父母们喘不过气来的排场。上海统计表明,新人结婚所花的平均费用为19万元,这还不包括婚房;仅就婚礼场面、大宴亲朋和蜜月旅行,就要这个数。而且由于人们的攀比心理,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更是把个婚礼搞成了新人们不堪忍受的负担,大喜之下,悲从中来。

我有一个亲戚,八十年代初,刚从战天斗地了十年的黑龙江回到上海,好容易在一家医院里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爱人在一家小的汽车修理厂就职。两人即使是维持基本的生活也勉强,但是还是要咬牙拼场面;装修房子打家具,婚宴设在了外滩的东风饭店,为了撑场面,借遍了所有的亲戚。那年,我刚考上大学,妈妈带我到上海来玩,由于带的钱不够了,爸爸又从西安寄了三百元钱给我们,钱直接寄到那个亲戚家里了。也许是饥不择食吧,那亲戚一拿到钱,想也没想,就去买床上用品了。妈妈听爸爸写信说到这事,去那亲戚家取钱,她才赶快去单位同事那里借,把钱还给我们了。没有钱买真的东西,她新打的玻璃柜里,放上了空的名贵酒瓶,和用空的名贵香烟盒折成的香烟状的摆设。我心说,这是在结婚还是在拍戏呢。

    前几天,我在《案件聚焦》节目里看到个案子,一对新人就在快要入洞房的时候,由于俩人结伙偷盗他们所在单位价值一百多万元的手机芯片,而双双进了班房。这样的案子不是个别的,为了排场,为了攀比,为了虚荣,为了面子,有人明知力不从心却偏要勉为其难;有人用偷抢贪挪来撑面子,有几位在银行工作或在企业做财务的人员,为此把手伸向了公款,结果幸福的生活还没有开始或是刚刚开始,就永远地结束了。

   国庆和中秋双节快到了,又是一个大办喜事的日子,但愿我的话,能给喜庆中的人们一点启示。

    如果说中国人在喜文化中掺进了太多的悲剧因素的话,那么中国人在悲剧文化中加进的喜剧元素,更让亲历者不堪忍受。

    我印象最深的是94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的感受。由于母亲是突然去世的,这巨大的打击简直让我像要崩溃了。听到消息,我坐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从宁波赶回西安;已经三十几个小时没合眼了,悲加困,人都木掉了,可是还是不能去休息;回家的当晚,那是寒冷的二月份,我得坐在冰冷的灵堂里守夜;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去送葬。整个过程结束了之后,人像是在空中漂着,没有感觉。这时候,却要大摆宴席招待亲友。别人和这事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不可能真正地悲伤了,尽管大家考虑到面子压低了声音,小声地说笑,可是面对那样的酒席,看着周围的人轻松地谈笑着,大口大口地吃喝着,我和爸爸姐姐一点也不想动筷子,一边流着泪,一边呆坐在椅子上。那时,我真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静静地呆一会。我不明白,人在悲痛欲绝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宴请宾朋呢?而且是上午刚刚做完了送葬的事,中午马上就要开席大吃,这是谁做出来的规矩?太残酷了。有一句老话,叫“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办丧事时的大吃大喝就是最典型的这种体现。有人说,别人忙着帮我们办完了丧事,我们总要答谢人家呀,我觉得答谢是必要的,但我宁愿买些东西送给大家,或是等过一段时间内心的伤痛淡了一些了,再请大家来吃饭,最好不要在刚刚划开的伤口上马上撒上一把盐。每个家里的亲人去世的原因不完全一样,我母亲生前没有任何的疾病症状,她是突然走的。我在《丰润的心田》一文中,曾经讲过:母亲从小为培养我花了很多的心思;所以,母亲的突然离世,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时至今日,想起十几年以前送葬之后的宴席场面,我还心有余悸。而我们中国人却广泛地有着在红事和白事的时候,都大摆酒席的风俗。

    也许没有亲历过的人听了会不以为然,有了切身体会以后,你就知道这喜中带悲,悲中带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每种文化中都有精华和糟粕部分,中国文化中的悲喜事操办里,就有太多的糟粕。当然,糟粕并不仅限于悲喜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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