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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县见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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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晓明 文章来源：文化研究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9 11:42:00 | 【字体：小 大】 |
八月中旬，随同事去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小村子住了一周。时间虽短，毕竟有见有闻，有一些因此而起的明白和疑惑。这里先写出几段。
一，L家湾
我们去的地方是在L县中部。出县城三十多公里，汽车驶入一个狭长的山谷，左边是连绵的稻田，右边是一条近百米宽、清浅、露出大片沙质河床的大河。河上，隔个一里半里的，就会横一段宽约三尺、以水泥和石块混合砌成的低坝，充当过河的道路。我们在其中一段坝边下车，脱鞋，从坝上涉水过河，再沿一条泥路上行七、八分钟，就到了L家湾，一个三十来户人家、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小山村。
村子依坡势南北展开。大多数是泥砖房，黄褐色的墙面，灰黑的瓦顶。一面墙上写着：“华主席在五届人大庄严指出：……”村子中央，有两幢新起的平顶楼房，其中一幢特别新，不锈钢的窗栏在阳光下闪亮，但是门窗紧闭，一条老黄狗懒懒地伏在门口。村人说，这家主人在外地打工，房子是他为自己娶媳妇造的，花了四万多元。“他还没有找到老婆呢！”村人笑说。
我住的那一家，是在村子的东北角，一座也是依坡势而建的两进的房子。第一进是原先的泥砖老屋，如今拆掉一半北墙，造成一个不大的、能遮雨的前院。二进是住屋，大约七年前造的，用了新式的空心砖，却依旧是平房、斜顶，老派的农家样式。屋子面南，正门进去是堂屋，左右另各有一间房，堂屋后面是厨房，有一扇门通向屋后。整个房子高而敞，据我在屋里目测，从水泥地面到屋顶足有八米高。跨出后门两三步，就是一面相当陡的山坡，它从北面和东面，构成这房子的院墙。
屋里屋外，处处显着主人的勤勉。堂屋的北墙下，是一台新买的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机上覆着的红色的人造丝巾，被小心地撩起来，避免盖住散热的气孔。厨房的烧柴的灶台面上，贴着白色窄条瓷砖，擦抹得干干净净。前院里，贴墙砌了一口养鱼池，十余条本地特有的小鱼，静静地停在池底。池对面是一个单独的灶台，上架一口烧猪食的大锅。另一边叠放着两口寿材，结结实实，给年长者一种安心的感觉。前院东边开一扇小门，跨过去，是一个在山坡的斜面上辟出来的狭小的东院，其中以石块围成一个半米高的猪圈，卧一头圆滚滚的黑猪，小眼睛紧紧地盯着你。一群半大的母鸡，就在这前院和东院飞上跳下，伸着脖子“咯咯”地叫唤，却并不一定是下了蛋。屋后的山坡上，树木青翠，缸豆架，丝瓜藤，还有一小片竹林，其中一根竹子不知何故弯了下来，三、四只中年母鸡，稳稳地停在上面，悠然四望。前院和后院都砌有排水沟，后院里还有一个专门洗衣用的方形石槽。最让主人自豪的，是在后山上打出一口四米深的水井，再以钢管和水龙头将水分别引入厨房、鱼池和洗衣槽。看我这城里人很节省地从厨房的储水槽舀出半碗水——这可是清澈甘甜的山泉哪，他笑了：“多舀一点，这是不要钱的。”
天刚蒙蒙亮，窗下两只小公鸡就扯开嗓门啼起晨来——其中一只还是哑嗓子，叫不成调，却异常顽强，远处每有一啼，它必要跟着叫一回。我干脆起身，随同事去后山走走。同事是本村人，四年没回来了，一上山就叫起来：“嗬，这山上林木都长好了！”四年前可不是这样，树木被人伐得七零八落，到处露出砂石的地面。“现在倒是一片绿了！”我四面看。“是呀，人都去打工了，村子里没那么多人来砍柴伐树了，这山就自然长好了……”他说。
确实，L家湾也好，周围的几个村子也好，凡我所见，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和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也遇到几个青年和壮年人，不是神色有点迟钝，就是缺一截胳膊，或者有别的残疾。似乎大多数体格和头脑健全的青壮年，都如那造了楼房空关着的人一样，去城市打工了。我住的那家的一户邻居，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衣着鲜亮，一脸聪明相，完全不像是村里人。一问才知道，她已经在县城打工多年，是因为有人提亲，才临时回来的。我那同事的两个妹妹，也都是从上海回来不久，她们的丈夫，现在都还在上海打工。
山村人晚饭吃得迟，趁着天还没黑，我拎一把竹椅坐在堂屋口，问起主人的日常生计。他年近六十，身材不高，瘦，笑起来满脸皱纹，却一头黑发，不显老。和村里其他人不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此刻就扳着手指头，慢条斯理地告诉我：平时家中，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儿子在上海工作，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住在不远的外村；他种两亩多地，一年两季，每季可收稻子近千斤，以目前的粮价，扣除种子、肥料、雇短工的费用，每亩可得四百来块钱，一年合计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笔钱包括一年的口粮，油盐酱醋，还要用来交纳税、费——去年是一千多，今年减了，将近九百元。
“那你怎么够啊？”我的数学虽差，也立刻估摸出，他种地的收入不敷日用。“养猪——”，他妻子，个子矮小，终日在家中忙个不停的，解释说：每年养两头猪，一头春节时自用，另一头长到两百斤，卖了近千元；还有鸡，将近三十只鸡，平均每天可得六、七个鸡蛋，每个卖三毛五分钱。“这样可以维持吗？”“不行”，男主人摇头：“现在农村办什么事情都要送礼，小孩满月、老人过生、上学、结婚、造房子…… 一送起码几十块。”到他这年纪，似乎不用再为子女的教育费钱了，可是，外甥和外甥女们都在读书，现在学费这么贵，作外公外婆的，能不支援一点？毕竟是渐入老年了，总要生病的，医药费可是无底洞…… 说到这儿，结论很清楚了：如果没有儿子从上海接济，这人家的生计是艰难的。
“在村子里，我这样的境况属于中等。”他补充说。
二，镇上
从L家湾沿公路东行一里路，就是X家坳镇，原先的乡政府（现在已撤销）所在地。两长排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两层或三层楼房，分列在公路两边。凡是新建的两层房子，一律蓝色玻璃、铝合金窗、白色的外墙砖。百米左右的距离内，几乎每一家楼下都是商店：杂货铺、理发店、农用物资供应站、药店…… 竟然还有两家照相馆！“哪有那么多照相的生意？”知情人告诉我：“平常是没什么人上门，他们主要是做附近学校和学生的生意。”倒也是，报名照、证件照、毕业照…… 没想到乡村的学校教育还能连带着撑起这样密集的照相业。
两家肉铺子，都将案板摆到了公路边。“老板，多少钱一斤啊？”“八块！”“这两个一样价？”我指着并放着的一条蹄膀和一块肥膘肉，“都是八块!”卖肉的中年妇人一边挥赶苍蝇，一边回答。怎么比上海的超市里还贵啊？据当地人说，这还算便宜的，到了春节时候，要卖到十块钱一斤呢！
肉铺背后是镇上最大的“供销商场”，它和其他小货铺不同，用的是开放式的货架，一副超市模样。货架上花花绿绿，尽是包装粗劣而艳丽的仿制品。一盒三块多钱的饼干的包装袋上，印着一大堆龙飞凤舞的西文字母，中间四个汉字：“法国风味”。统一牌的冰绿茶，三元一瓶，差不多是九个鸡蛋的钱了，比上海我家附近的超市贵好几毛。商场的东墙上，高高低低挂着几排衣裤，仔细一看，大半是印着各式西文的T恤衫，和这里那里磨白了、剪出了窟窿的牛仔裤，要是光看样式，真是和大城市里出售的衣裤差不多。
在X家坳，更能显出城市化的气象的，是那差不多紧挨着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专营门市部”。在统辖L县的H市的大街上，悬挂着一条横幅：“热烈庆祝我市移动用户突破五十万”。而在L县的两千多部手机中，多数是用的联通的号码。X家坳附近的山区公路上，不止一次有巨大的蓝底白字的广告牌迎面而来：“成功人都用全球通”！现代城市生活的潮流，在这条短短的山区小镇的街面上，声势逼人。在X家坳的东端，一幢老楼房正在装修门面：高高的大理石铺就的台阶，占满整面外墙的镀铬框的大玻璃窗，黑色大理石的柜台和地面，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防盗栅栏…… 大门上方一排粗大的英文字母：Credit Cooperation of China（中国信用合作社）, 那突兀而豪华的气派，让我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地。
三里畈。这是L县东南部的一个大镇，当地税务分局的朋友说，这是全县最富裕的一个镇。我在镇上粗粗走了一圈，只见好几条长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都是小商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卖摩托车的商店，嘉陵、本田、山崎，还有英国的Gerige牌——有一家商店门口扯着大字横幅：“英国Gerige摩托车向广大中国用户提供全面的服务”，各种型号济济一堂。据说，L县的摩托车有两万辆之多（全县人口是五十九万），其中不少是无照车，就那么在乡间的高低不平的土路上驰骋。有一晚，当地朋友用摩托车送我回L家湾，在漆黑一片中颠簸了将近十分钟，突然在一座桥头遇到警察查夜，那朋友正尴尬——一位年轻警察已经盯住了那个应该挂车牌的部位，从警车上又下来一位年长的警察，是熟人！于是寒暄两句，顺利过关。
镇西南的汽车站对面，竖着一块醒目的标语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本事，项目建设是硬成绩。”三个“硬”字，将当地政府对自己工作目标的理解，说得清清楚楚。旁边的一面三层楼房的外墙上，还有一幅更大的标语：“无女不嫁，无女不好，无女不宁”。镇上的朋友解释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到镇里的政绩，才刷出这样的标语来。可后来，在别的地方，我不断看到类似的标语（还有这样的：“严禁非法胎儿鉴定和选择性引产！”），在远离三里畈的一个公路的三岔路口，L县的计划生育局还专门立一块牌子，标明各种针对胎儿鉴定和引产的罚款数额，最高的一种是7500元。这就明显不是三里畈一地的问题了。看起来，要让官员真正出力解决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算进考核政绩的指标。
在镇上逛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一幢奇怪的巨型建筑，五层楼高，方方正正如一座城楼，外墙是白色瓷砖，顶上还有四根圆柱，撑起一个琉璃瓦的翘檐式屋顶。“哦，那是镇上一个富翁的家，想进去看看吗？没关系的！”陪同的税务朋友挥挥手，领头走进那大屋。“请上楼，请上楼！”看清来人是谁，主人满脸堆笑地招呼。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瘦瘦的一张黑脸，将我们迎入二楼客厅：“我这里每天都有客人！……”客厅足有五、六十平米，铺着地砖，中间一圈木沙发，西墙立两个一米多高的瓷花瓶，空空荡荡。主人是一个煤商，从大同贩煤至本县。“老板，生意好做吗？”我问。“不好做！能源紧张，煤价太不稳定了……”“大同的那些小煤矿……”“我的煤都是从大矿采购的！那些小矿的煤质量没有保证，我不敢进的。”大概是有税务所的人在，主人很快就把话题扯开。听说我们来自上海的大学，他立刻讲起自己儿女的教育问题：“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一人一层楼！……大儿子书读得不好，在省里一个专科学校念书。……老三不错，以后去上海读大学！我是文盲，没文化……”
我不习惯他讲起“我有三个儿子……”时的那种骄傲——在今日农村（也不止是农村），子女的数目已经成为贫富差异的重要标志，起身告辞。煤商陪我们下楼梯，在转角处的窗口停下，指着楼后面的一块足有一亩半的空地，和空地尽头的两排平房：“这都是我买下来的。我这楼房的地面，和楼前面的地（至少半亩），也是一起买下的。”“要一大笔钱吧？”“总共十四万。”这么便宜？税务朋友看出我不大相信，出了大门就向我解释：“要招商引资啊，就送土地给人家！”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投资客以80万元买下镇上一家破产的小工厂，作为回报，镇里以每亩1万元的低价将工厂周边的20亩土地卖给他。投资客挂出一块“XX股份公司”的招牌，象征性地摆几张办公桌，一分钱生意不做，也一分钱税不交，却转手以800万元的价格，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空手赚进700万！“瞎搞！”事情过去快一年了，税务朋友说起来还有点气忿忿。
“那你不查他的帐？”朋友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们这里小地方，不正规，那些人，”他指指周围那些两层或三层的自建住宅，“都没有帐的，我们只能大致估算一个税额，然后每年递增。他说没有生意、亏本，我们也很难查……”这朋友是个重友情的人，遇见朋友，空口能灌下两杯白酒。虽然当了税务官，是非却没有忘，有一次酒酣耳热，当着同事和我们的面，他大声说：“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有法律，就是县长来说情，也没有用！”可是，遇到那样的投资客，他却毫无办法。
三 从X家坳中学到L县一中
X家坳中学距L家湾不到两里路，是同事初中时（1980年代早期）的母校。在L家湾附近的公路边，我两次看见一辆车头贴着写有“X家坳中学欢迎你”的大红纸的小面包车，匆匆驶过。当天下午，同事来邀我了：“去X家坳中学看看吧？他们今天开学……”我有点纳闷：才八月中旬，怎么就开学了呢？
从公路向右转入一条砂土路，穿过一片稻田，就到了学校。果然是开学了，三层的主教学楼挂着横幅，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地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安装货架——这里要改成一个小卖部。校园西头，一个大玻璃窗的新食堂即将竣工，镀铬的门窗框的保护纸撕得七零八落。两长列带有廊柱的平房，是男生宿舍，墙漆剥落，锈红色的铁皮木门上写着粉笔字：“高一（2）”。大礼堂还是如二十年前那样，排满了双人木床，“我就在这里面睡过”，同事回忆说，“七八十个人一间！”和以前一样的还有厕所，灰顶，一排小方镂空窗，高踞在靠北的坡上，其中的光线和气味，二十年没变。
同事昔日的一位老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主楼的校长办公室喝茶。他五十岁上下，皮鞋，挽着裤管，似乎不怎么习惯说普通话，但我大致能听懂：这两天忙得很！要和别的学校抢生源（我立刻想起那贴着红纸的小面包车），所以提前开学，计划招四百人，今天来的一半还不到！过两天老师们再分头到村子里去找，还会再来一些学生的，但计划大概完不成……
我问起学生这两年高考的成绩，语文老师略一迟疑：“考进专科的在内，超过百分之三十了。”“那另外的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明知道自己考不上的，他们读书的情况怎样呢？”我紧接着问。“也一样学啊，他们大部分还是希望能考上的，不然就不读高中了。也有一些被家长硬送来读的，就在学校里玩……”说到这里，他深叹一口气，“起码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的家长，到外面打工去了，不少是父母都在外面的，家里没人管，这些学生的心理成长有问题啊！”
三十多岁的校办主任也被拉来了，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说起学校的财政状况，直皱眉头：“学校需要的经费当中，县财政拨款只有三分之一，其他的？向银行借呀，寅吃卯粮！再就是靠学费了，高中？一学期连学杂费是两千元…… 不过，我们教师的工资是按月发足的，八月发七月的，也是寅吃卯粮！就拿我来说，中级职称，”他的语气有一点骄傲，“每个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块！”“在这里算高的吧？”我试探地问。“是。别人要少一点，一千块左右。”
“X主任！那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急匆匆进来，满头是汗。我们不好意思再耽搁他们，就此告别。晚霞笼罩的校园里，三三两两的都是新生，有端着脸盆在水龙头边洗衣的，也有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发呆的。个子似乎普遍比上海的同龄人矮小一些，花花绿绿的T恤衫，牛仔裤，一个淡青色衬衣的女孩子，染一头黄发。
校门口竖着一块木板的告示牌：“校园卡……，成本费30元。”在上海，我所在的大学的附属中学里，这种中学生必买的校园卡是免费提供的。L县的银行厉害。
走在回L家湾的路上，回望那渐渐隐入暮霭的学校的主楼，同事感慨万分：“我读书的那会儿，这学校不错的，被称为县里的四中，有很用心的老师，可惜现在都去了县一中！乡下的孩子再不能就近读好的学校了……”
这话似乎也不完全对。X家坳镇上，就有一所“民营”的“楚才学校”，任课的都是附近几所中学的最好的老师，听讲的也都是从这些学校选送来的成绩靠前的学生。砂土地操场，一幢灰色的旧教学楼，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立着一面长方形的“正衣镜”，镜框两边分别写着：“每日三省可以正衣冠，晨昏颂读可以正人心”，仿佛与校名呼应，颇有一点气势。八月中旬，上海还在放暑假，这里却已经开课了，三十多度的气温，教室里坐满了人，热气直溢出窗外。我看了一楼的几个教室，在黑板前比比划划的，都是三十来岁的男教师，神情自信，手势和声音都很大。同行者中有刚从上海某重点中学毕业的，仔细看了黑板，说：“除了英文，别的课程一点都不比我们学的容易。”
本地的熟人介绍说，这里的学生，大多仍将学籍挂在原来的学校（例如X家坳中学），在这里读完了，再回学籍所在的学校参加中考或高考。“那学费怎么交？”“当然要高一点了，一般高中，每学期的学杂费，加上生活费，不到两千元，这里是两千七、八百元。另外，‘楚才’向学生学籍所在的学校，每人付一百元。”民营学校在资格上受限制，不得不曲折行事，这我能理解，可是，那些学校怎么肯听任自己的优秀教师在这里上课呢？在教学楼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单位”。这么一个自己都不大能堂堂正正招学生的民营学校，居然拿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真是拿到了，为什么铭牌那么小？我更觉奇怪了。
直到离开L县的那天下午，在县城第一中学，我才解开了这个疑问。县一中的一位老师听我谈到楚才学校，咧嘴一笑：“那不是民营！那是几个公立学校合起来办的，用民营的名义，集中好的生源和老师，提高升学率，也可以多收学费……”原来如此！那些骨干教师，其实是各自学校派出来的；L县一直是贫困县（脱贫还不到两年），那些合办楚才学校的公立中学中，完全可能有一所曾分到一点世界银行的资助款，既要用这个名目，名义毕竟不大正，那块大理石铭牌的小尺寸，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有没有真的私人投资的民营中学？”我问。“有啊，西门就有一所，可老板不敢大投入，师资和硬件都差，招不到多少学生，你才开张，报不出升学率，一般家长自然不敢送子女来…… 据说去年亏了一百万！”
说到高考升学率，最硬气的自然是一中了。我们一进学校的主楼，劈面就见一张大表格，覆满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列着被各地高校录取的本校毕业生的名单。第一至三格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引我们参观的教研组长语气十分自豪：“我们每年都有一两个学生考进清华、北大的！考取本科的比例？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中的气氛的确不一样。校园中心是一个标准尺寸的椭圆形操场，修整得干干净净。隔着操场正面相对的，是红砖墙面的四层的旧教学楼，和用600万元新造的五层的主楼——因为用了香港富商邵逸夫的一百万元，所以也叫“逸夫楼”。敞亮的大食堂的入口上方，四个大字：“膳食中心”。东北角的女生宿舍，是用教师宿舍改建的，粉红色的马赛克外墙，细格子的不锈钢防盗栅栏，网住了从一楼到顶楼的所有门窗和阳台。是午后一点多钟，太阳火辣辣地晒下来，校园里满是学生，眉清目秀，夹着书本匆匆而行，一会儿都不见了。“也是提前开学了？”我问教研组长。“是，已经开学了。放假也晚，整个七月都上课的。”他又笑着补充一句：“这里不大管教育部的那些规定的。”
作为L县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一中显然不愁生源。教师的收入也不错，据说教毕业班的，一年能有三万元。教师的办公室外面停了一长排摩托车，其中有一辆本田牌的，漆色鲜亮。但是，学校仍然缺钱，“县里的拨款只能满足学校的一半需求，剩下的一半，就要靠自己想办法了。”教研组长说。办法之一，就是办在学校边门五十米之外的“育英学校”。老师都是一中的，收费则视学生的中考分数而定，比一中的录取线低五分的收多少，低十分的又收多少。平均下来，高中生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五千元左右（一中是两千元，一点不比上海的名牌学校少）。“伙食费呢？”“一般一个月两百块吧。”我一算：“那在育英学校读一个高中，要花三、四万哪！”
尽管如此，许多想进一中而进不了的学生，还是去了“育英学校”。“这和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做法差不多了”，我说。“是呀，你政府不给钱，叫我们怎么办？”教研组长头点得理直气壮。
出于职业兴趣，我每见到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总要问他：“你的学生课外读些什么文学名著？”在X家坳中学，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他的不大读。”那位老师进一步解释：“语文是比较空的东西，真要学好，考出高分，很难的，同样的精力放在别的课程上，效果明显得多——这一点学生都知道。”别的几处地方，回答也都是如此。不过，在一中那幢红砖楼的一楼东头的一扇门边，我却看见钉着一个绿色的小木箱，上面写着：XX文学社投稿箱。
四，乡镇书店
三里贩有四家小书店。三家是私人的，格局差不多，单间的门面，却很深，两排长书架，靠近街面的都是簇新的“教辅”书，靠里面的是别的书——所谓“别的”，主要是文学类，《安娜·卡列尼娜》，阿加莎·克里斯蒂，《池莉中篇小说选》，《三国演义》…… “老板，你这些书”，我指着文学类的书，“卖得快吗？”“不好，销不动的，没什么人买……”连着两位老板都这样回答。看我神色有点失望，陪同的那位税务朋友说：“我在旁边，他们都不会说实话的，怕我加税。下一家你自己去看。”果然，第三家的老板，一个看上去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回答得很爽快：“有人买！附近中学的学生来买，我一般四五月份进书，到第二年春节，总能销掉两万块钱的书！”一年能卖出一千多本文学类图书，有这么多？
第四家挂着“新华书店三里畈营业所”的大牌子，我老远就看见了。可走近一看，那大牌子下面的主要的门面，已经用来卖服装了，旁边剩下的一间，才是书店。书架上稀稀拉拉没多少书，几乎全是“教辅”类，一侧的一个格子里，倒是有几本文学书，其中一本是《普希金诗选》，封面上一层灰，翻到版权页一看，竟是1986年出版的，定价：0.86元。
我去过的另外三个比较小的镇，包括X家坳，都各只有一家小书店，而且都挂着新华书店的牌子。情形也都和三里畈的那一家相似，门面相当宽，却几乎都只是卖教辅书。最典型的是X家坳的新华书店营业所，很大一间铺面，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堆着教材和教辅书，捆成一个个纸包，从地上码到一人多高。中年的女店员（承包人？）从空荡荡的柜台后面走出来，很勉强地应付我的问话：“我们是国营的！你是哪里的？大学老师？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最后，见我问个不休，她索性截断我：“你把身份证拿给我看看！”
幸亏我只遇到一个如此警惕的人。在中学的教室和宿舍里，路边的商铺中，同事的亲戚家，我都有机会从容地了解学生日常看些什么书。在L家湾附近一个村庄的兽医站里，主人见我对放在柜台上的课本发生兴趣，就进里屋又捧出一叠来：“这也是我儿子的”。不用说，所有这些场合，我看见的全是课本和教辅书，唯一的两本非教材书，一本是《红楼梦》（就放在那个兽医站的一叠书的最上面）[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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