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级纪检工作困局待破解

　　■“70%现象”，即70%的乡镇纪委书记精力不在本职工作，70%的书记没办过真正的纪检案件，70%的书记在党委中排名靠后，对工作现状不满。

　　■张计良用“信访矛盾前沿阵地的敢死队，违纪违法处理的工兵队，维护稳定保驾护航的护卫队”来定义自己乡镇纪委书记的工作。

　　“泥腿子书记”进党校

　　堪称中国近年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乡镇纪委书记培训，6月在山西启动。

　　山西境内1327名乡镇纪委书记，将分批走进省委党校，接受包括农村信访、案件处理以及农村基层廉政建设等课程的专门培训。

　　这不仅是山西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放诸全国，亦属首例。中国的纪律监察系统至今仍无专业的干部学院，被呼吁多年的纪检监察学院仍在筹备中，既往的纪检干部培训仍多沿袭开大会、听报告、传精神的惯例，处于系统末端的乡镇纪委书记，几无专业培训待遇。

　　张计良是首批221名学员之一，他在忻州市董村镇纪委书记位置上已经十年，这样的培训还是头一遭，自称泥腿子书记的他用万分荣幸一词表达意外的心情。

　　这也是其第一次走进山西省委党校，在张的既往经验里，那是领导干部的专属学习之地，进党校学习往往被视为提拔的前奏。

　　而这一次，显然例外。

　　山西省纪委一官员称，培训念头由来已久，源于由交通部纪检组调任而来的省纪委书记金道铭的提议，后经常委会讨论，达成共识，并形之于《2008-2010年全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明确用今明两年时间对全省乡镇纪委书记逐一培训。

　　大背景当然是中央“惩防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下发以及中央对农村基层廉政建设的重视。

　　亦有当地官员相信，山西省近年基层信访量居高不下，2007年进京信访量更是一度居于全国前列，折射基层纪检组织功能孱弱，也成为此次培训乡镇纪委书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基层乡镇，纪委书记除分管本职的纪检工作之外，就是信访工作，而后者往往更举足轻重。

　　此次培训时间选于奥运前夕，信访工作被各级政府列为头等政治大事的时刻，更添现实迫切性和针对意义。

　　首批221名学员，分别来自山西下辖的11个市，两百余乡镇，6月2日开学，历时五天。第二批同等规模的培训也已于7月1日结束。

　　五天的课程里，专设了基层信访、案件办理、农村基层廉政建设等内容，来自省纪委的常委官员、农业厅副厅长、省信访局副局长、以及省委党校的教授，成为座上老师。

　　培训期间，学员被要求，不许开通手机，不许随意会客，统一食宿安排。

　　山西省纪委在培训期间专门就培训质量进行了抽样问卷，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乡镇纪委书记希望类似培训多多益善。

　　“敢死队现状”

　　张计良用“信访矛盾前沿阵地的敢死队，违纪违法处理的工兵队，维护稳定保驾护航的护卫队”来定义自己乡镇纪委书记的工作。

　　培训期间，各地的纪委书记也不禁大倒“苦水”，乡镇纪检组织的式微现状得以揭示。

　　无专职力量。张计良所在的乡镇，设四位纪委委员，分别由计生站站长、财政所会计、党委秘书兼任，几无精力应付纪检工作。而阳泉市的一个乡，则只有一位纪委委员，纪委书记长期处于独角戏状态。

　　无专案经费。张计良作为纪委书记除每月60元的职位津贴外，办案经费几乎为零。

　　更为张介怀的是乡镇纪委书记的地位，不仅副科级别低于乡镇领导，在乡镇既有的班子排名中也居末尾，这被张视为“无地位，导致无作为”的尴尬境地。

　　每年，上面下派的办案指标，最终也只能靠年终抓赌或超生案件等凑数，真正的纪检监督工作无从谈起。

　　培训期间，五位基层村支书作为党风廉正建设典型发言，一位村支书言及因为工作而招致地方打压报复的经历令张计良心有戚戚。他说，农村宗族势力以及一些涉黑势力的猖獗，甚至令纪检工作面临人身危险。

　　阳泉市一乡镇纪委书记亦坦言，乡镇纪委查案功能几同虚设，2007年他勉强完成的一起纪检案件，是乡派出所一位临时工出了点经济问题，被施以党内警告，“碰到村支书或者乡镇站所领导的案子，没法查也不能查”。

　　这并不是山西一省的情况。全国大抵如此。湖南省常德市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杨名军，曾专门对乡镇纪委书记的履职情况作了调研，他用“不愿干，不会干，不敢干 ”来形容他们的真实心态，亦靠问卷调查得出一“70%现象”，即70%的乡镇纪委书记精力不在本职工作，70%的书记没办过真正的纪检案件，70%的书记在党委中排名靠后，对工作现状不满。

　　湖南省一县纪委书记亦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不讳:乡镇纪委书记的工作方式是“一张嘴和一支笔”，工作资产是“一块牌子，一枚章子(公章)”，工作效果则是一年到头三件事，“开一次会(反腐倡廉大会)，卖一份报纸(纪检监察系统的报纸)，交一份工作总结 ”。“每年的寥寥办案任务往往都是‘摘桃子’，将乡镇公安机关办案中涉及党员或干部的案件，拿来上报了事，真正自主办案微乎其微。”他说。

　　在此大势下，谈及乡镇纪委书记的素质培训，何显奢侈。山西此次培训的授课教师之一、山西省委党校范俊彦教授印象里，类似乡镇纪委书记的培训，省级党校从没开过。

　　乡镇纪委困局

　　培训班的结尾，乡镇纪委书记们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培训心得以及对基层廉政建设的看法。

　　基层的隐忧被不时提及，尤其是乡村一级。一位纪委书记说，“一些干部上台为派系执政，为家族执政，为谋取私利执政，为回收竞选投资执政。他们为民主而生，却不为民主而执政。”

　　还有书记质问，“村级转移支付使用是否合理，粮食直补资金是否发放到位，农村的低保、医保是否落实到户到人，党对农村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是否畅通无阻，各地鼓励农民发展的资金是否落实到位?党的方针政策最后一公里是不太畅通的。”

　　上述湖南省一县纪委书记也是忧心忡忡，基层的问题被其归结为四大方面，其一是新农村建设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基层监管薄弱；惠农措施和补助存在“肠梗阻”， 截留侵占严重；农村的土地、矿山等资产处置混乱，黑箱操作；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不良倾向，贿选、宗族势力干预、黑恶势力操控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有乡镇纪委书记慨言。

　　而基层纪检干部的定位和角色，在培训期间也被学员们反思，“必须弄清和明白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是干啥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纪检监察和党风廉正建设上来，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乡镇纪委组织的困局亟待破题。

　　一直以来，对于乡镇纪检组织的存废，屡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充实县级机构职能，乡镇一级纪委可以选择退出历史舞台。

　　反对声亦强烈，湖南常德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杨名军说，这是脱离实际的呼声，一般县级纪委才三四十人，少的才十几人，如何面对上百计的村、镇站所，动辄逾千的村镇干部?2007年，常德市石门县纪委正是痛彻于基层乡镇纪检系统工作的无力，尝试在体制上突围。

　　具体做法是归并部分乡镇的纪检力量，成立所谓的纪检联络站，站长由县纪委常委担任，赋予其立案建议权，可直接绕过基层乡镇党委，向县纪委负责。乡镇增设一名专职纪委副书记，统一在联络站专司纪检查案工作。

　　杨主任说，这是受纪委派驻机构垂直管理模式的启发，一年下来，石门县四个联络站已经查处了8起“动真格”的案件，涉案人员均为村支书及乡镇站所的负责人，一改过去乡镇纪检机构在查案职能上几乎缺位的现状。

　　但这一尝试的风险和阻力在于，需要增加基层人事编制，在县镇之间又增设机构，不免有冗员风险。

　　上述县纪委书记冀望的则是，赋予县级纪委对于乡镇纪委书记的部分调配权，以便查办具体案件时，适当集中乡镇力量，异地办理。“既规避了单个乡镇纪检力量薄弱的劣势，又可在查案实践中进行业务锻炼。”

　　而对于山西的千名乡镇纪委书记而言，一场五天的培训也许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带来工作上的实质变化，但他们愿意相信，这是省纪委意欲重塑乡镇纪检机构的信号。“政治上不被忘记，是一个令乡镇书记振奋的开端。”张计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