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记者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的“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

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就会消失。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的“红色亿元村”，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就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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