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中华民族没有退路

　　马凯：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是正常的，但是喜中也有忧，主要是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结构不优化，过度消耗资源的状况不改变，中国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所以我们希望经济增长速度更适中一些，好中求快，保持平稳，避免大起大落。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同时考虑到现在的GDP指标是导向性、预期性的，为了给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省区市各级政府一个明确的导向，所以我们把今年GDP增长目标定为8％。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工作精力放在追求速度上，而要放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上来，避免盲目攀比速度和层层加码。

　　今年国家没有再提节能减排的年度目标，主要是考虑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节能减排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有些节能减排的措施当年采取当年可以见效；有些措施，比如说结构调整的措施、一些工程项目措施，当年采取以后，可能在以后几年见效。因此，要把五年的节能减排目标比较准确地分解到每一个年度，有一定难度。

　　但我要强调的是，虽然年度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列出来，我们强调“三个不变、一个加大”。第一，决心不变。面对能源、资源的严重制约，不走节能减排的路，不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中华民族没有退路，必须下决心节能减排。

　　第二，目标不变。“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单位GDP能耗在五年内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要减少10％，这个目标坚定不移，确保实现。

　　第三，责任不变。国务院已经把五年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到各省区市，各省区市政府和有关企业要切实负起责任，并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制定和提出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努力去完成。

　　发改委和其前身国家计委有“小国务院”之称，这从马凯的记者招待会即可看出，除了外交军事，马凯回答的问题几乎囊括了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问题估计在温总理的记者会上还会被提出。

　　马凯答问的重点有三：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资源价格与能源需求；教育医疗房价收入差距等民生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马凯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中央政府绝不追求没有质量的高增长。他说，过度消耗资源的状况不改变，中国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因此，尽管去年未能达标，但“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五年内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的目标坚持不变。

　　要想节能减排，增长模式就必须从高投入高产出型转变为低投入高产出型。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经典模型中有三个变量：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而这基本上是靠资本和劳动的高投入实现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两成，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只有GDP年均增长率的1／5到1／3。

　　持续这种增长模式需要几个条件———忽略环境成本、压低利率和能源资源价格、压低工资水平。但是，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老龄化的逼近又让劳动力供应日益下滑，这几个曾经保障了高增长的条件都正在丧失。

　　所以，如果中国经济不能从技术进步中获取新的动力，那么高增长时代就很可能面临巨大考验。技术进步又有赖于制度改进，而近30年改革开放，容易和不太难的事情都已做完，剩余的可供改进的制度空间就像深海里的石油，储量巨大，开采难度也巨大。

　　但是，正如马凯所言：面对能源、资源的严重制约，中华民族没有退路，必须下决心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
　　
　　金人庆：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埋单
　　
　　金人庆：教育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素质最基础的事情，也是实现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公共财政非常愿意为教育“埋单”。今年我们在农村要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估计今年就要花2235亿元，因此1.5亿的农村小孩将用不着交学杂费。明年起，我们还要提高义务教育的公共经费水平，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乱收费的措施。

　　我估计到2010年，中国用于义务教育的开支一年需要3000亿元。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基础上，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还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我们也注意到，社会公众十分关心困难家庭的孩子读大学、读职业中学。所以我们想从今年开始大幅度加大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特别是助学金、奖学金。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已经提出来，今年这方面支出要从去年的18亿增加到95亿，明年要增加到200亿。我们估计，大概15％—20％的困难家庭小孩，通过国家的帮助，他们可以去读职业学校，可以去读大学。

　　财政部和教育部现在正在进行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大概有这样几条指导思想。第一，要使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有利于调整教育结构。第二，为城市，也为农村贫困家庭提供平等的资助。第三，我们希望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能够跟将来学生的就业去向有一定结合。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到国家最需要的中西部、基层、农村去工作。

　　教育需要投入，但是更需要师资。假如有了钱，没有好的老师，我看教育还是办不好。所以希望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最愿意从事的一个职业。所以我们想恢复师范生免费的制度，今年先从中央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开始。

　　本届政府是解决教育的最基本几个问题，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力度最大的时期之一。财政性的资金用于教育占GDP的比重今年我估计有可能会超过3％，财政部会按照文件的要求，根据国家财力的增长，逐步向这个目标前进。

　　金部长的语言一向平民化，这次答记者问也不例外，一个多小时的答问，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教育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素质最基础的事情，也是实现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公共财政非常愿意为教育“埋单”。

　　笔者还注意到，在花钱问题上但凡提到“财政”，金部长总要在前面加上“公共”二字，看似无意，实则反映了中国政府财政体制几年来的巨大变化———由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了公共服务型财政。

　　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报告显示，大多数公共服务项目的财政资金增幅都超过了财政收入的整体增幅，用于社保、教育、三农、医疗、科技、文化的资金已经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近四成。

　　但也应该认识到，虽然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纵向比较进步巨大，但横向比较，差距仍然很大。2006年，中国在社保和医疗上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10.8％和3.26％，而美国2003年的数字分别是21.8％和19％。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美国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上的财政投入是偏低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公共财政建设上的努力仅集中于财政收入结构(税制)和财政支出结构两个方面，甚少有人提及财政监督体系的建设。而一个汲取能力越来越强的财政，如果不置于纳税人的有效监督之下，就会有非常大的低效和腐败风险。
　　
　　薄熙来：中美贸易是平衡的
　　
　　薄熙来：去年一年，我听说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这个想法，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不能有重大改革、改变，就要对全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7.5％的关税，这是完全不符合WTO规则的。如果这一提案能够向前推进的话，那对于现在健康发展的中美贸易将是破坏性的。对于在中美贸易中已经实现互利双赢的中美商家都将是灾难性的信息。所以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完全不符合WTO原则。真要实行这样的政策，那就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是贸易霸权主义。

　　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确实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但是我觉得美国商界了解情况的人也不是特别紧张，因为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实际上过去几年从43％降到41％，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它对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是一个结构性的和转移性的，美国对日本、韩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了对中国，因为中国搞了很多加工贸易。

　　中国贸易实现顺差里面绝大多数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1888亿美元，加工贸易绝大多数都是在华外资企业来做的。中国货物贸易中一般贸易顺差半数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来实现的。

　　我还想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虽然中国有顺差，但是美国也有利益。前几天我对一些记者朋友讲，中美之间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正因为互惠互利，中美的贸易才能一路顺风，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如果没有内在的合理性，中美的商家不会往前做。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买的愿买，卖的愿卖，完全不存在强买强卖的问题。美国的商家也是充满智慧的，过去二百年越做越大，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商家，也是第一大赢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商界的智商。如果和中国的生意做得不合算，他们是不会继续下去的。

　　最后我再给大家一个数字，去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的关系是平衡的。

　　“中美贸易是平衡的”，当记者问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再创新高时，薄熙来如是回答。他给记者们算了笔账：去年中美货物贸易，美国的逆差是14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美国对华是顺差，另外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在华销售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对外出口，总值是11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差不多也是1400亿美元，因此“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的关系实际上是平衡的”。

　　这种算法美国人未必都认可，但薄部长“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说法估计异议不大，以纺织品为例，中国工厂通常只能拿到5％－10％的利润，35％的利润归了品牌所有者，还有55％的利润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包括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拿走，他们基本上都是国外的公司。

　　显然，长此以往，这样的贸易关系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周小川：中央银行能对付过多的流动性
　　
　　周小川：这次股市波动在全球都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影响，这说明全球化在逐步进展。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进一步把资本市场建设得更好、更快、更加国际化。这样，不管是外部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我们对外部的影响，就会使大家感觉是在大致相近的条件和规律下运作，就能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市场总是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市场不会像池塘里的静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涛存在。

　　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偏多是全球的现象，中国也存在流动性偏多的问题。美国财政赤字那么大，它那儿的流动性也很丰富，产油国资金也很丰富。因此，资金面上的宽松是全球一体化之下相互影响的现象。宏观调控当局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过剩的流动性应该采取稳健的、适当收缩的政策。

　　从分析角度也要分析得更透一些，不见得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对某一个或者某一天的资产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和影响。要看到市场是非常复杂的，波动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周小川的答问涉及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贸易平衡、外汇储备运用、股市波动、信用体系建设、中央银行功能作用等方面。和往常一样，周行长措辞严密，滴水不漏，整场答问则波澜不惊。

　　比较有意思的是周小川两次主动提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第一次是记者问及国际收支平衡，周却首先谈到中央银行有若干个手段来回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第二次记者问他对股市波动的看法，周行长回答之中再次谈及流动性过剩。他说，不见得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对某一个或者某一天的资产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和影响。对于过剩的流动性应该采取稳健的、适当收缩的政策。

　　几年来，因贸易结构和汇率制度导致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除了限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外，流动性过剩还助长了投资过热和资产市场的泡沫。因此，有学者主张采取力度更大的解决手段，比如加速人民币的升值。

　　周的话则表明，中央银行并不认为流动性过剩问题严重到了失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