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弗里德曼深刻影响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

　　图：90岁的弗里德曼。此时他仍在为学券制奔走

　　图：弗里德曼与格林斯潘(右)。格林斯潘在前者去世后说，“没有他，我的世界不会是这样”。

　　
　　
　　图：远去的背影。右为乔治·斯蒂格勒，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图：自由———关于弗里德曼思想的漫画
　　
　　弗里德曼：看！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哈耶克：也许你应该解释一下它的逻辑……(被踢打者为美国工会，弗里德曼手中纸张上写着“劳工法律”，哈耶克手中纸张上写着“政策”)

　　■编者按

　　11月16日，94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这个小个子、秃顶的美国犹太人，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20年来的全球经济。他去世后，一位挚友写道：“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生。生于1912，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高高飘扬的自由与理性之旗

　　□钟伟
　　
　　米尔顿·弗里德曼告别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思想，仍然像从未有过足迹的雪山之巅，如此纯净地存在着，他使得我们理解，思想的力量如此强大，深深根植在每个人的心中。

　　一个人一生有无限的诱惑和可能。米尔顿解释他选择经济学研究的理由时说，193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的最低谷，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者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这种使命感使得米尔顿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极其浩繁，并且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似乎赋予了经济学家不可质疑的权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人们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可以与经济学沾上边，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诸多问题的见解，甚至相信经济学家能提出很好的治理国家的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容易自以为是，自以为全知全能。米尔顿对此持有警惕，并且在此后将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将精力集中于向大众撒播自由和理性。

　　米尔顿对学术的贡献集中在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方面，不过在货币理论方面，米尔顿的贡献更辉煌，经济学发展至今，对货币理论进行的各种挑战始终没有停止，但却始终没有动摇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的根基。1950年代，正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大行其道的时候，但米尔顿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厦将倾。米尔顿的智慧让他从容等待了将近20年才见证了旧时代的终结，和自己创立的浮动汇率制的胜利。

　　和象牙塔学者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对民众深切的爱，使他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自诩，而是以散播自由理念为己任。因此他乐意在财经读物上、在电视上，向公众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早在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这本书是米尔顿的妻子对他多年来各种讲演的修订和出版，米尔顿在当时社会的狂热气氛中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甚至连演讲都总是在充满敌意的气氛中进行，该书最初印行时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但他却从未产生媚众的摇摆。1966年，《新闻周刊》约请米尔顿担任专栏作家，这样的专栏一直延续到1984年才停止，米尔顿从未后悔将时间花费在专栏写作上，他说，“写专栏文章要求我紧跟最新的大众话题，专栏文章让我能够在现实的事务中发挥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1980年，弗里德曼夫妇制作的名为《自由选择》的十集电视短片终于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家开始陆续播放，节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弗里德曼夫妇的同名著作终于出版了，当时在美国的销售就超过了100万册。这本书被翻译成17种文字，相信读者不下千万。比照一下中国国内参差不齐的经济学家吧！有多少学者愿意低下身段，不厌其烦地亲身制作电视短片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呢？

　　弗里德曼一生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这被他称为“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第一次中国之行成于1980年9月2日，中方邀请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钱俊瑞先生。第二次中国之行成于1988年9月10日，中方邀请者是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关于在上海的演讲，米尔顿特别提到，厦门大学的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学生，用尽了自己全部的100元积蓄，从厦门赶到上海听米尔顿的演讲，并说明自己正在试图翻译他的著作，米尔顿感慨说：“这种具有进取心和勇气的年轻人是中国的希望。”第三次中国之行成于1993年10月19日，当时高尚全先生冒险通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米尔顿，并安排其与高层见面。

　　今天的中国学子，还有1988年厦门大学那位女子一样的勇气和理想吗？

　　今天的中国公众，甚至我自己，会有机会在公众电视台看到米尔顿十集电视短片《自由选择》的播出吗？我的余生中有这样的机会吗？

　　米尔顿在全书结束时说，“在思想方面，我们是胜利者；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政府没有治疗疾病的灵丹妙药。”今天的中国，仍有人幻想着将自己的一生盲目托付给政府或某些圣贤吗？思想能冲破牢笼吗？自由的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了吗？我们所处的是幸运和不幸的交错点吗？

　　米尔顿曾经预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对这一进步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次中止改革。”在中国，现在各种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改革是万恶之源，而集权和计划才是福音。我用内心祈祷，希望弗里德曼对中国的预言能落空，而能让其预言落空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追寻米尔顿一个世纪以来追寻的思想精髓。这样，我们就能在他预言落空的同时，更加对这位伟人的思想魅力深深脱帽致敬———他，一位小个子的美国犹太人，永远伫立在我们无法企及的、纯净的雪山之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P1189323)

　　我心中的弗里德曼

　　□梁小民
　　
　　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我还在东北林区当中学教员，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这条消息，也记住了这个名字。不过从这条消息中没看懂弗里德曼研究什么，成就是什么。

　　真正了解他是在1978年考入北大经济系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以后。当年我的导师之一专门研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并写过一本介绍这种理论的著作，送给我一本。尽管这本书是按照当时一批到底的风格写的，把弗里德曼定性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甚至称他“身材矮小，好为诡辩”，但毕竟让我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有所了解，并引导我去读他的著作。

　　最初读的是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著作，如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者函数理论、自然率假设等等。他的理论著作与当时国内学者的风格完全不同，注重于数学分析和实证方法，逻辑性强，论证充分，令你不得不信服。从这些著作中我感到弗里德曼做学问的扎实基础和严谨学风。这是我最早读的西方经济学原著。感觉是，做学问就应该这样，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最初读这些书时，还是着重于思考他的基本理论、逻辑推理与证明，并没有考虑这些理论背后更深刻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更广泛地了解了当代经济学的学说史之后，才理解了其理论中包含的思想价值。

　　1980年代初，时任北大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作了一次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交替消长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高度概括了各种经济理论背后的思想趋势。这使我豁然开朗，原来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擎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在二战之后，经济学的主流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其代表是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他们怀疑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这种干预固然有助于克服经济波动等问题，但也引起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问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作为“对抗凯恩斯革命的革命”出现的，主张相信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在1980年代初，这种理论影响了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经济改革，并促成了此后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潮流。

　　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弗里德曼两本宣传市场经济好的通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下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经历，又目睹了“有计划地”浪费资源的人，对计划经济当然是完全失望。但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我并不了解。要出国去体验，办不到，我只有采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方法———读书了。当时读了不少支持或反对市场经济的书，使我坚定地支持市场经济的是《自由选择》。这本书原来是一部电视片的解说词，通俗地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如何流行，有什么优越性，以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文字通畅而富有煽动性，内容严肃而生动，让你不忍要一口气读下去，而且读过就信服了。我想，当时受这本书影响的恐怕是那一代关心中国未来的年轻人。

　　其实198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自由化与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受到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能有这种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历史上并不多。从这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更是思想大师。

　　以后又读了不少有关弗里德曼传记类的著作，尤其是他晚年与夫人合写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我对他的崇敬由学问、思想，上升到人格。

　　弗里德曼是一个有独立精神而且信仰坚定不动摇的学者，真想不到他那不足1.6米的身躯居然有那么顽强的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但弗里德曼并不追逐这种时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象牙之塔中研究货币理论，反对当年全球都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孤军奋战地反对凯恩斯主义。想想看，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坚定。说他“身材矮小，好为诡辩”也算写实，因为这个小个子对众多的反对者从不畏惧，争论到底，在学术观点上决不退让。到1970年代，各国被迫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引起的滞胀迫使各国反思，弗里德曼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1976年在评委会的争论中以微弱多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这样不随波逐流的倔强为每一个学者树立了榜样。

　　过去在我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一定有点个性，难以与别人相处。我心目中的弗里德曼是严肃而难以接近的人。读过他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以后才知道，其实弗里德曼是一个相当平和、待人宽厚的慈善学者。学术上的坚定并不等于个性上的冷酷。

　　弗里德曼出生在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早亡，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大学者。他的一生也并不平凡，不仅在五六十年代在学术上受孤立，甚至在获诺奖时还有人把当时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屠杀反对派归罪于他———在授奖会上有人打出反对他获奖的横幅。但当他在晚年回顾这一切时，心态十分平和，没有任何抱怨。无论有多少苦难，他觉得上天给了他机遇，回忆录称为《两个幸运的人》正体现出一种平和的心态。弗里德曼有许多朋友。2002年，他90岁大寿时，全球经济学界为他办了一个祝寿会。人们真心热爱这个有独立思想的矮老头。

　　弗里德曼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同样关心穷人，关心穷人福利的提高。他主张用私立学校代替公立学校，给穷人发“教育券”，以及用“负所得税”代替贫困补贴，都是为了穷人有能力利用市场机制脱贫。如今这些主张已在一些地方实施，效果显著。主张市场经济并非没有爱心，而且这些人的爱心更深沉。

　　弗里德曼的去世标志着五六十年代活跃的一代经济学家过去了，但他们的思想遗产、独立人格和学术种子永远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作者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P1189322)

　　弗里德曼与中国法律的改进

　　□李曙光
　　
　　1980年代末期，我正在读法学博士，从一个朋友那里偶然听到了“弗里德曼”这个名字。很好奇地得知弗里德曼是一位“大经济学家”，在中国进行访问，他的许多思想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改革有重大的启发性和影响力。自那以后，我就记住了“弗里德曼”这个名字。

　　无疑，整个1990年代，弗里德曼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是世界上最具重要性的经济学家，而且在中国改革界与知识精英圈中是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宗师”，对正选择“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弗里德曼”这个名字既热得烫手而又有敏感性。

　　弗里德曼的研究与影响力似乎超出了经济学领域。虽然弗氏理论赖以成就的时间(1960－1980年代)与空间(美国)，与中国现今市场经济的情形并不相同，但是，弗氏的思想却具有穿透力，对今日中国的法律改进颇具启发性。

　　启发之一：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自由，而自由的前提是规制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弗氏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从事一些市场本身所不能从事的事情”，即决定、调整或强制执行市场游戏的规则，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仅仅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它的目的是防止一人臣服于另一人的强制行为，界定产权，执行合同，并建立货币制度。在其对“职业执照”的论述中，弗氏主张大多数象征政府干预的营业执照的颁发应该取消，而某些被人们认为国家应该垄断的领域如邮局，则应该市场化，由私人经营。弗氏说：在审批制下，“在决定谁应该获得执照时……考虑的问题所涉及的事情往往和专业能力没有任何关系”。

　　弗氏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法律改进有惊人的启示性。中国现时许多立法都在规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强调政府的依法行政，给市场活动与交易者更多的自由。中国公司法的修改实际上是一个降低营业执照门槛、减少审批趋向的修改。近日刚刚开始的中国邮政体制政企分离的改革，似乎也意味着对弗氏国家垄断邮政弊大于利理论的认可。

　　启发之二：弗氏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自由主义大师，他的自由观是建构在法制基础上，处理现实社会中人们最关切、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弗氏于1962年写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覆盖了当前即便在中国也是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政府的作用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教育、医疗与收入分配以及消除贫困，在其《贫穷的减轻》一文中，弗氏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企业利益的广泛分配会大大地减少贫穷，解决贫穷的最理想途径便是发展私人慈善事业。另外，政府做出一种负所得税的制度安排可以减轻贫困(所谓负所得税即是给那些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贫困者提供现金津贴的转移支付，其转移支付的大小就是收入和起征点的差额)。弗氏强调自由主义者严格区别均等权利和均等机会，强调促进自由又促进均等的方法就是消除垄断权力和改善市场的运行。弗氏还通过对于美国公正就业的立法和劳动权利法的论述强调法律不能干预就业契约的自由。

　　弗氏的这种理论对中国立法机构目前正在考虑进行一系列立法以调整社会贫富差距具有很大的启发。已列入立法规划的税收基本法、鼓励捐赠法、遗产税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都可以从弗氏理论中得到营养，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去规制市场竞争与市场自由。

　　弗氏认为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通过他自己的意志来发挥其智慧，只要他不妨碍别人同样的活动的话”，这一点，似乎暗合了我们今天建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策主张，这也是中国法律改进的根本目标。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P1189324)

　　那个洪水猛兽的年代

　　□郭誉森

　　听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的消息，我下意识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还在等着听听他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呢”。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评论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1974年秋天。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学位的头一年，弗里德曼给我们上了一年课，讲授价格理论。

　　学生大约有30人，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每次课程3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这个时候他几乎从不离开，总是笑眯眯地站在那里，一点架子都没有，等待着学生们上去提出各种问题。他个子很矮，不到一米六，我却总觉得在他身边自己像个笨拙的大呆个。

　　弗里德曼讲课并不幽默，但是内容非常精彩，很少有人缺席。当然，这跟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一年出考卷、改考卷的老师也有关系。对学生来说，一切为了暑假的考试。

　　跟别的老师不同，弗里德曼的考试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考场完成，另一部分则是带回家的：某个周四或周五，他会发下考卷，要求下周一前完成。

　　学生们都觉得很累，但他解释说，不同的考试方式可能会让同一个学生的表现相差极大———有的人直觉好，反应快，有的人却习惯深思熟虑，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真实呈现自己的所学。听说以前有个中国学生，课后作业极其出色，书面考试却非常糟糕。

　　按照规定，这些带回家的考试应该独立完成，可以看书、查资料，但不能讨论。令人惊讶的是，那时候大家都住宿舍，成天一起吃饭，却真的老老实实从不讨论。

　　课程快结束时，有一天突然见到许多同学拿着教材跑上讲堂找他签名。当时我很不屑，想想学他的经济学就好了，要签名干什么，不过今天很后悔。那本教材当时没有印刷，是打字机版的，已经翻破了，但这么多年我一直小心翼翼珍藏着，如果上面有他的笔迹该多好！

　　那本书的最后一章《资本理论》年年都给弗里德曼的课程带来麻烦。不过他很可爱，尽管每年的学生都说读不懂，他还是固执地坚持说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很幸运我顺利通过了考试，不过跟他的接触随之减少。但直到今天，他的痕迹在整个经济系依然处处可见，他的学生贝克尔继续讲授价格理论，教材内容是在弗里德曼基础上继续往前。

　　像这样坚定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他甚至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卡皮塔夫(capitaf)”———取自资本capital与自由freedom的首字母)，在当时的美国并不多。那时候，美国社会整体左倾。1929－1933年的大萧条，让惶恐的人们普遍相信是市场机制本身出了不可克服的大问题，转而将求救的手伸向政府。随后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的权力由此开始增长，人们越来越相信货币政策毫不重要，财政政策才是关键。

　　弗里德曼通过研究却逐渐发现，那场经济危机恰恰是政府的一个悲剧性的失败。当时金融货币体系几近崩溃，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宣布全美银行休假，因为旨在防止金融危机而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这时关了门，货币供应量在这三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一次衰退演变成了一场浩劫般的大萧条。

　　在经济学领域，弗里德曼与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争论。而在公共政策领域，他通过运用经济学分析跟19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等提出的“大社会”以及福利国家观点大唱反调，比如福利补贴是对穷人的掠夺，而所得税制度是对已婚者的惩罚。所有这些观点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是“奇谈怪论”，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哈佛的学生特意找到他是为了“想看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

　　跟他一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里的这群人，丝毫不改对市场的坚信，依然极力主张“小政府”。这让“弗里德曼式”的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洪水猛兽，是被包围的一群，其他学校的人根本不愿搭理。

　　这种不屑与孤立，让萨缪尔森曾经如此调侃，“虽然弗里德曼也这样认为，并不就代表他一定不对。”

　　但是我们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怕，斗志昂扬，四处辩论，在课堂上，在研讨会上，在校园旁边的咖啡馆里，在跟其他学校朋友们的饭桌上，有我们的地方就有热烈辩论，我们好像永远是桌子的中心，话题的中心。有我们在，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往往闭上嘴巴，其他话题则自动消失。

　　很难想象，在被包围与被孤立的经济系内部，理念则是如此统一，气氛热烈而友好。不仅学生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和老师也可以当庭辩论，上下一心共同追求真理，虔诚、平等，甚至也带着一些悲壮。

　　这种气氛不仅是在经济系，芝加哥大学的其他院系也同样偏于保守，比如法学院就曾发起过“回归宪法”的呼吁。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夫人的兄长迪莱克特，就是法学院的第一位经济学家，科斯后来也在那里任教。

　　那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代，是最艰难的年代，也是最出风头、最激动人心的年代。

　　不久，随着一群出身于经济系的学生在智利找到真正的舞台，开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试验，我们被冠上了一个“芝加哥男孩”的称号。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素有渊源，系里一位主任娶了一位智利妻子，几乎每年都有学生来自智利。其中一些对1970年代初那里停滞不前的经济作出调查，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此前三年民选的总统阿连德。两年后，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他任命了一位芝加哥经济系毕业的智利学生担任财政部长，其他几名“芝加哥男孩”也位居政府要职。

　　系里那位主任与弗里德曼都被请到了智利，芝加哥人共同制定了“休克疗法”方案，卡住货币供应，同时让外汇自由化。那应该是这一疗法的第一次真正实施，比俄罗斯早十多年。

　　在“芝加哥男孩”的主持下，皮诺切特强势实施休克疗法结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经济很快恢复了增长，到1980年代成为南美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是弗里德曼因此赢得的，却是长久的骂名，人们指责他帮助了一个军政独裁者，是一个“婴儿杀手”。听说1976年他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为了躲开抗议者们的西红柿，不得不从厨房登上领奖台。

　　不过，不管怎样，弗里德曼渐渐地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就在他获奖的第二天早上，来自哈佛的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第一句话就说到弗里德曼的获奖，“他”(这位经济学家后来做了变性手术)说“我是哈佛的，但我相信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事实上这应该是属于蒙代尔的)，因为那是惟一我能懂的国际收支理论”。

　　那时候，凯恩斯的理论已经繁杂无比，更糟糕的则是美国经济形势开始出现许多问题，197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加上1960年代后反战与民权两大运动，激荡着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情绪，保守主义的阵营日渐强大。

　　到1980年代，里根上台，保守派重新主宰了美国。有趣的是，已经当选总统的里根，在说到华盛顿，说到政府时，总是会用“他们”这个词。

　　在经济上，弗里德曼成为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他们共同反对增税，建议总统削减联邦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经济限制。

　　当凯恩斯主义的潮水退去，露出来的，便是一直坚守在沙滩上的弗里德曼们。

　　(叙述者为国际济丰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报记者肖华采访整理)

　　(P118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