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外务省中国课与日本防卫厅，一个在日本决定对华政策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个以往却很少能进入中国民众的视野，然而时异事移，现在一个为了找寻与中国相处之道常感“有心无力”，而另一个正为了“有事”升格而意气风发。日前，本报记者应日本外务省之邀走访了这两个机构，从记者的讲述中，读者也许能够领略到个中的微妙。

　　中国课，在日本外务省内，其规模仅次于北美课，在日本确定对华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被公认为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培养地，例如现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前任阿南惟茂、谷野作太郎等等。那么在中日关系陷于低迷的时候，中国课的境遇又怎样呢？

　　有心无力的“知华派”

　　穿过狭长的日本外务省走廊，标着714门牌的房间就是中国课。

　　房间内，拥挤甚至有些凌乱。数十平方米的空间内，外交官们一排排对面而坐，他们之间的空隙则被大量报刊资料填满了。

　　随同的外交官介绍说，“中国课一直坚持订阅来自中国的中文报刊，《南方周末》便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了解中国的最基本的途径。”

　　外务省直接以国名命名的只有中国课和俄罗斯课。中国课大约35人，规模上仅次于北美课(北美分为一课和二课，人数约50人)。有人说，这大致反映了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美国第一，其次是中国。

　　表面上看，这似乎挺让人欣慰。但目前日本外务省局级以上的高官中，鲜有中日关系领域的，这多少意味着，搞对华外交的人前途并不看好。

　　中国课原先分为6个班，分别是：文领C班(文化、领事、化武)、台湾班、总务班(文秘)、政务班、庶务班(后勤)和经济班，“平素各司其职，遇及重大或突发事宜，则需要互通有无。”陪同的外交官濑野清水先生说。

　　一直以来，文领C班事务最为繁忙，尤其分管化武事项的官员，多次奔赴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等地，处理遗留化武的销毁工作。2003年，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当时的中国课便是主要协调机构。

　　2006年初，经济班的地位显赫了起来，专门扩成了日中经济室，并得以独居一室，有媒体评价其为应付中日关系可能导致的“政冷经冷”的状况所设。

　　有中国课的外交官坦言，目前的中日僵局以及中日首脑互不见面状态的持续，使得他们的工作空间也变得局限。外务省下属国际交流协会的平田小姐，素与中国课打交道，参观途中，她说了一句颇有同情意味的话：“现在的中日关系挺难为中国课的，他们总是有心无力。”

　　“有心亦有力”的工作便更多地集中于政治范畴之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事务。比如，中国课已确定的明年的项目，是向日本民众力推中国旅游年的活动，还有说服日本政府多批准一些中日交流活动等等。

　　和近年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分化一样，外务省官员对华态度也存在着分化倾向，以至于早些年常流行亲华派之说，现在已绝口不提，陪同的翻译一再提醒记者，“现在只说‘知华派’”。

　　喜欢章子怡的课长

　　记者在国会大厦旁的一日式餐厅见到中国课课长泉裕泰。泉裕泰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多年，听他说汉语，聊对中国一些政策内情的了解，就好像北京城里的一个处长。其实，中国课的级别也就相当于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处室。

　　他说，他喜欢中国的演员章子怡，问及原因，回答带有外交意味，因为章子怡不顾一些中国民众的反对，接演日本艺伎的角色，“只为艺术献身，其他的与我无关”。他甚至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中国女明星的语气。

　　外交官属公务员，而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并不高，熊田事务官说，他常常是早上7点就要出门，晚上11点才能下班，工作性价比实在一般。

　　田中小姐，据说是外务省里最受器重的中文翻译，时常担任小泉首相和日本皇室的中文翻译。穿着朴素的她，痴迷中国昆曲，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结婚。同事说，她太专注工作了，没有时间谈恋爱。

　　中国课的外交官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多半有在中国留学或工作的经历，为了进外务省，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而日后升迁，还得参加所谓的高级公务员考试。如果工作出色，他们多半会被短期派往中国的大使馆或各个领事馆，担任参赞或领事等职务，相当于中国所谓的“一线锻炼”。

　　濑野清水先生，夹杂在年轻人中尤其显眼，他是个老头，曾在中国工作二十多年，是日本外务省有史以来在华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现在他的职务是地域调整官，级别相当于副课长。

　　老先生的汉语显然不及年轻同事，但他极力表达，字字顿挫，他喜欢不断把日本和中国做类比，说日本相当于中国哪个省的几分之一；日本的年号平成、昭和都来自中国古籍；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照搬过来”的，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云云。

　　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他表演小魔术时，越发显得虔诚。中日关系出现僵滞后，他自学了一个小魔术，常常表演给中国朋友。两根红绳，各自打结成圈，代表着中日的一衣带水，几番缠绕，两个圆圈竟神奇地交叉在一起。表演之时，嘴里往往念念有词，似乎是“友好友好”的字眼。

　　如果撇开中日关系的话题，年轻的外交官们不失为谈论中国的理想对象，他们不掩饰对中国的喜欢，虽然大多局限于饮食、古迹、文化。

　　但不得不提到中日关系时，他们更喜欢倾听和询问，“为什么小泉以私人身份参拜还招致如此反对，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反日游行，为什么中方执意不肯元首见面……”

　　不解和困惑写在脸上，虽然这些问题对许多普通中国人而言，根本不成为问题。

　　仍在寻找与华相处的答案

　　在头发已经花白的谷口报道官的记忆里，对于中国的印象是一连串的关键词，1960年代的“核雨”，“当时中国进行核试验，母亲嘱咐我出门带伞”，1970年代毛泽东语录，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则是熊猫。

　　谷口说，日本真正的亚洲外交，是从还清战争赔款的1970年代中期才开始。1980年代中期，日本一度想推广经济上的雁行模式，以日本为首，带动了泰国、马来西亚的经济腾飞，不过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还不是日本投资的重点。

　　而1990年代中国开始崛起，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十年甜蜜期也结束了，“日本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雁行模式了”，“日本在逐步接受中国强大的前提，在潜意识里开始琢磨，怎么样与中国相处，为自己寻找答案”。

　　这个答案至今仍在寻找，并伴随着日益增多的纠纷和摩擦，让对华外交走上了日趋谨慎的轨道。

　　谷口专司对华报道，这样的谨慎体现在他对中日关系的表述上：“两国出现纠纷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控制和管理好纠纷，但战争绝对不会发生。”对难产的中日元首见面，他用了不幸一词。

　　国际报道官千叶明先生，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敞开心扉长谈的特例。他是日本国内著名的知华派，除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据说，派驻中国期间，他曾走遍中国数百村庄，增加直观认识。见面伊始，他便恭敬地递上一本自己的著作《日中体验的相互误解》。

　　和书名一样，他执著并乐于向中国记者分析日中关系的误解之处，当然更强调被误解的日本。他带着整齐的一叠文件，会不时翻拣出来。

　　他提到1982年扶桑社教科书引发的那场中日危机：中国朋友知道，日本媒体曾报道，日本政府要求教科书将侵略字眼改为进出的新闻，却不知道，发布此消息的《产经新闻》后来因为新闻失实而向日本民众谢罪，也很少知道，此教科书在第一版印刷后，进行了紧急修订。

　　他亦试图辩解，德国首相参拜过埋葬纳粹分子的比特堡墓地，但东条英机的坟墓只有遗属问津；靖国神社虽然合祀了甲级战犯，但只是个名字，并没有想象中的牌位；扶桑社的教科书纯系民间行为，而且采用率也很低……

　　但即便如此，对于如何破解现今的中日僵局，他似乎也无特别办法，只是希望回到1985年4月22日，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至少还可以与正在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彭真会面并共进午餐。

　　但是20年过去了，时移势易，在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上述话语的时候，他自己都不能确认，作为听众的我们究竟听进去了几分。

　　日本防卫厅，积极踏入“红尘”

　　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前景，似乎又进了一步——前有自民党在其50周年大会上将其作为近期目标，紧接着是日本政府通过的“防卫省”法案，现在则是一心修宪的安倍晋三成为日本新首相。激辩、争议与猜测，让日本防卫厅终于无法逃避外界的喧嚣。

　　“惊艳”的第一印象

　　原以为，像防卫厅这样的军事重地必隐身于偏僻之所，却不想大街横穿门前，车来车往，熙熙攘攘。

　　原以为，军事重地必是戒备森严，关卡重重，却不想游客云集，俨然热门景点。

　　反倒是远远望去，那座布满碟形天线的高塔以及隐约可见的直升机坪，更能激发起一些内心的神秘感。

　　日本防卫厅本部位于东京新宿的一座小山坡上，位于坡顶的20层主楼居高临下，它是日本战后在警察预备部队与保安厅的基础上建立的。

　　即便大雨在即，门前依然有数十位参观者兴致盎然，等待着接待小姐带领他们入内参观。

　　这些接待小姐，身材标准，面容姣好，一身浅黄色的制服，逢人便鞠躬致意。若不是身边时有着军装人士出入，还以为是在某高级酒店。这些和蔼的接待小姐也曾让日本驻广州的竹中领事一改对防卫厅的印象，他说，“这是防卫厅为了改变军队过于严肃的形象而刻意招录的。”

　　类似的用心，也体现在防卫厅的介绍资料上。在一本有关日本自卫队参与人道救援的宣传册封面上，女演员新妻圣子一袭白衣，笑容灿烂。

　　只要提前两个月预约，就可以来防卫厅参观。防卫厅的接待室，为参观者准备了大量免费资料，有时事新闻、有自卫队参与的救援行动，还有防卫装备方面的专题资料，资料的封面上大都印着“AllForPeace”(“一切为了和平”)的字样。

　　显然，为了宣传自卫队，增进军民关系，日本防卫厅颇费了一番心思。

　　从防卫厅正门一路走来，直至办公主楼，只在大门处见到一位士兵持枪站岗。防卫厅的陪同人员介绍说，门岗由自卫队陆海空三军轮流值勤，而内部保安大多交给外聘的保安公司负责。果然，在余下的参观中，竟真未见到第二个持枪站岗的士兵。

　　防卫厅内，不时可见头戴贝雷帽的美国官兵，每每遇到日本官兵，双方总会互致军礼，向观者提醒着美日军事同盟的现状。这样的亲密，在宣传资料上更屡见不鲜。最新一期《JapanDefenceFocus》(《日本防卫聚焦》)上，就显著刊登了日本防卫厅长官与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亲密合影。几个月前，防卫厅还增设防卫设施课，统一协调和负责驻日美军基地等设施调整计划的落实。

　　记者破例被允许进入办公主楼采访。与外务省相比，防卫厅级别虽低，但其装修与办公条件连随行的日本外交官都啧啧羡慕。

　　1000万日元一个自卫队员

　　防卫厅报道官上泷守先生很早就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了。他表示可以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自卫队下辖陆海空三军，人数25万，与英国军队规模相当。……一个日本自卫队士兵每年的维持费用约1000万日元，包括食宿和装备，一个自卫队士兵全身装备费用约4000美元，包括枪支武器在内的20万日元……”

　　对这些常规信息，上泷已是耳熟能详。而且，他显然更愿意对比近年来规模的变化，“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人数在减少，装甲车也在减少，护卫舰在减少，作战用的航空机也在减少……”其意显然在于突出日本对自卫队“专守防卫”的定位。

　　就在记者参观防卫厅前不久，日本自卫队战后首次派驻海外的伊拉克170名自卫队队员在鲜花簇拥下回国，这样的场景被日本各大电视台反复播出。在防卫厅的通报中，海外援助也得到特别强调，而伊拉克民众微笑致意的画面更是被频繁使用。而记者手边的报纸上也充斥着日本防卫厅高官就朝鲜试射导弹而提议先发制人的强硬说辞。

　　显然，防卫厅正日益成为日本民众视野里强势的存在，这一切也正逐渐转化为急剧上升的民意支持。

　　对于记者提到的防卫厅升格的问题，上泷本能列举了中、美、俄等国的国家架构，并对此充满了期待。“我们刚刚把升格的内部法律草案递交国会，现在就是等待审议结果，希望最好在今年秋天的临时国会上获得通过。”其实，在防卫厅提供的宣传材料中，最醒目的内容就是与他国的架构作直观的图表比较。

　　上泷试图解释澄清引起外界疑虑的“先发制人”的说法：关于先发制人的争论在1956年国会就存在，当时的结论是“虽然我们有和平宪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才能防卫”。朝鲜试射导弹后，日本军方将这个搁置了半个世纪的话题重新提起。不过，目前还没有结论。

　　当记者提到，“日本民众可能觉得，建立军队是内政，不过许多国家却可能为此感到担心……”时，上泷在迟疑片刻后，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让政治家和国会议员来决定吧。”

　　期待中日军方相互了解

　　采访接近尾声，记者注意到上泷办公室里一扇中国式屏风，屏风上画的是柳宗元诗《江雪》的场景。不过，上泷说他还未到过中国。

　　中国军队与日本自卫队之间，也曾有过“甜蜜期”。

　　1984年，时任中国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访问日本防卫厅，类似的高层访问在随后也得以延续。最近的一次，是两年前日本防卫厅副长官访问中国，与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进行了会谈。其后，中国国防部部长曹刚川曾受邀赴日，终因中日关系的僵滞而未能成行，上泷说，“这一愿望还没实现，但我们一直在期待。”

　　他说，“日本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和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在防卫上加深了解，增进信赖。”但更重要的是，“互相学习之前要互相了解、互相认识。”

　　防卫厅为记者准备了2005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正是这本450页的书，曾因其中关于中国军费的内容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

　　他提醒记者翻阅资料，“关于中国的描述是从58页开始的”，他甚至当场转述了部分结论性的内容，“中国近年来一直推动军事现代化，但国防预算的总额一直不太透明化。客观上讲，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动向是否超出了中国防卫的需要，我们还需慎重地观察”。

　　他的言外之意是，这样的论述并不过分。

　　36人竞争一个自卫队名额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可以视为日本民众对自卫队全新认识的分界点。那场地震中，自卫队在救援抗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在防卫厅的宣传册中还被提及。

　　十年后的今天，上泷骄傲地说，85％的民众对防卫队的评价是满意的，这也是自卫队历史上最高的时刻，而在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赖度调查中，自卫队前年是第二，去年是第四。

　　正基于此，近年来，报名参加自卫队成为青年热衷的选择，《防卫白皮书》给出的比例是35.6：1，这意味着每近36人报名才可能有一人幸运入选。

　　当然，这背后也受国内经济和就业形势影响，在日本，自卫队队员是领薪水的，普通士兵大约16万日元(不包括食宿)，校级军官则更高，自卫队员最多服役4年，退役时能得到150万日元的一次性补贴。

　　“许多青年视之为短期职业，经济好就业机会多的时候，报名的人要少些，反之则多一些。”上泷说。

　　战后，日本取消了军事法庭，所以即便是自卫队士兵，和公务员一样，依照国家的法律行事，遇及犯罪，警视厅可以直接拿人。

　　“军人首先是国家公务员，要按国家法律办事，不可能也不应该享有特权。”

　　到目前为止，上泷说，“据我所知，受到法律制裁的最高级别军官是少校，因为挪用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