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死难者的亲人：右一为陈永海父亲陈学清；中为陈永海母亲朱秀英；右一为李昌伟继父郭世富

 　　英雄船冒死搜救　七人献身　身后事引发争议　两年无果

　　舍己行为被温总理关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批示：妥善处理

　　望着横空而过的“格美”，英雄的父亲老泪纵横。他在诅咒台风，是它夺去了他的两个儿子。而在丧子两年里，58岁的陈学清还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个家庭因救人受到的巨大损失，该由谁来补偿？
　　
　　生死抉择

　　12级台风裹着20层楼高的海浪呼啸而来，渔船像过山车一样被抛起。

　　陈永海凝视着10名同伴———生死关头，他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里有他的兄弟和亲友。

　　所有人脸色苍白，胸口急促起伏。有人张了张嘴，想要反对，却没发出声音。陈永海搓搓手，作出决定：“救人！”

　　这艘番号为“浙临渔5310”的渔船，掉头向风浪中驶去。

　　这是2004年8月12日凌晨2∶00，浙江温岭钓浜码头前。“云娜”台风正在肆虐，仿佛向海里扔了颗原子弹。接到警报返航的“5310”即将驶入码头，在避风港，他们可以躲过此劫。

　　但离码头约700米的地方，来自台州市海上搜救中心的电话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对方请求他们赶往附近海域，抢救番号为“浙临渔5176”的渔船———台风来临前，这艘船在回航途中失去动力，12个船员危在旦夕。

　　犹豫间，温岭市市长给陈永海打来电话，请他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

　　“我们可以不理他们的指令。”回想起决定命运的时刻，“5310”船员刘胜泉不胜唏嘘。但他们最终追随陈永海———32岁的他是船老大，为人仗义。

　　死亡之旅开始了。“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海水散发着恐怖的腥味。一团漆黑，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在水中长大的刘胜泉说，“我抓着船舷的手不住发抖，手心中又冷又湿……我们驶向5176船。”

　　台州海上搜救中心记录显示：2∶14，3海里外的“5176”进水，船员们已打开了救生筏；2∶20，“5310”反馈，正全力赶往遇险船位置，两船距离为2海里……半小时后，“5310”终于找到了目标。

　　“他们惊喜得大喊大叫。”刘胜泉说。遇险者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在陈永海的指点下，“5176”排除了故障。

　　“5310”上有人劝陈永海先走，但被拒绝了，“要等他们彻底脱险”。

　　此时，台州市政府、东海救助局温州基地、温岭市委办公室等接到“5176”遇险的消息。在搜救中心的要求下，东海救助局通告“海警艇197号”出船救援。但是“197”却没有出海，答复是，“风力已超出我艇的抗风等级”，海警艇能承受的最大风力为8级。
　　
　　英雄末路

　　临海市桃渚镇连盘乡新桥村，陈永海兄弟的家中。凌晨6∶00，电话铃惊醒了他们的父亲陈学清。

　　电话来自小儿子陈永都。平时坚毅的声音变得微弱而断续：“船遇上了麻烦，进不了港……就这样吧，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打电话……”电话突然断掉了，话筒里留下了巨大的呼啸声。

　　原来，“5176”已在凌晨4∶00彻底脱险，“5310”护卫着它向钓浜港驶去。黎明刺破黑暗，但风浪也越来越大，“不抓住东西，人就要飞出船外。”刘胜泉回忆说。此时，“云娜”加速到15级。“5310”船长30米，宽近6米，马力380匹，算是渔船中的佼佼者。但是在狂风巨浪中，就像一根稻草。

　　6∶00，当台风已达17级时，“5310”遇险。它螺旋桨被海上漂来的渔网缠住，失去了动力。

　　陈永海向“5176”求救，可是“5176”干脆关掉了手机和通讯设备，渐渐消失在视线中。“我们都哭了，痛骂‘5176’船老大。”刘胜泉说。

　　陈永海是船上惟一镇定的人。他紧紧握住船舵，指挥同伴到船尾，试图割断缠在螺旋桨上的渔网。但是船颠簸得太厉害了，人们失败而回。船员们又向各部门求救，临海市、温岭市、台州市、海洋渔业局、海事局、海上搜救中心……

　　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了。长乌礁附近，“5310号”被风浪卷起后与礁石发生碰撞，船身漏了大洞。陈永都与家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卷进船舱的巨浪打飞出船，消失在浪涛中……因为打湿或被巨浪卷走，船上最后只剩下了郑米勇的一部电话，与陆地上的联系即将中断。

　　8∶01，温岭传来坏消息：没有船只能出海救助；8∶05，东海救助局也传来坏消息：无法前往救助。

　　船底开始漏水了。金飞军被一个巨浪卷飞出去！但幸运的是，另一个巨浪将他又卷回船上。惊魂之下，金飞军牙齿咯咯作响，绝望地向家的方向望去。
　　
　　噩梦20小时

　　码头上，郑米勇的母亲已经哭倒在地。

　　而搜救中心仍在无休止地向各级政府部门通报信息，并试图组织船只出海救助。10∶00，一艘番号为“浙临渔20997”的拖驳船终于靠近了“5310”。

　　“20997”试图用缆绳拉出“5310”，结果崩断了。又换上一根像小孩胳膊那样粗的缆绳，却根本拖不动。两条船在巨浪中搏击了半个小时，“20997”的后舱在礁石上撞出了大洞。无奈，20997船船员砍断了缆绳。

　　“我们拼命地喊叫，但他们最终离开了。”刘胜泉说。

　　12∶03，另一个救援者———东海救197号船从乐清湾出发了。但“5310”已经下沉，船上人员都爬到了最顶端，向空中和远方眺望———之前他们接到信息说，救援者已出发，还动用了直升机搜寻。

　　两小时后，“5310”沉没。在最后一刻，陈永海指挥大家两人一组，用绳索连接起来。船上的救生衣只有9件，陈永海将自己的救生衣让给别人，抱着一根木头跳进大海。

　　刘胜泉和郑米勇、王鹏绑在一块，趴在一块门板上跳海。也不知过了多久，郑米勇游不动了，拼死命将绳索解开，瞬即消失在浪里。“这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刘胜泉红着眼睛说。此后，两个男人在17级台风中熬过了恶梦般的20小时，身上被鱼啃噬得血迹斑斑。次日中午，在玉环境内被途经的渔船救起。

　　绑在一起的金飞军和金礼聪，趴在泡沫船帆上，靠海水冲来的两个塑料袋免去了呛水之呃。他们又靠漂来的两根腐烂胡萝卜补充了体力，最终逃生。

　　“迷迷糊糊中，有个身影向我漂来。”金飞军回忆说，“那是陈学云的尸体，他张着嘴，眼睛圆睁，我看到后伤心欲绝。”

　　台州海上搜救中心记录表明：12日14∶10———“5310”沉没后，东海救助局的197船还在行进途中，救人无望后，他们告知搜救中心返航。

　　最终，5310船7人遇难。包括32岁的船老大陈永海，以及他27岁的弟弟陈永都，陈永海的小舅子、29岁的郑米勇，陈永海的叔叔、51岁的陈学云，陈永海的姑父、50岁的王庆寿。还有同村人———机轮长李昌伟、船工严友国。
　　
　　谁来救助救人者？

　　专线电话打进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得知“5310”为救人而沉没，深为感动。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海上搜救中心与渔政指挥中心密切配合，全力做好搜救工作。

　　船难半个月后，温总理视察了风灾后的临海。他拉着一个在台风中失去父母的男孩说：“我们都是你们的亲人。”

　　此时，“5310”已成为“英雄船”，陈永海的事迹被写进了《抗台群英谱》。刘胜泉代表全体船员，被送到浙江省“抗台救灾”报告会上作报告，无数人为之鼓掌流泪。

　　当年10月初，按照浙江省长吕祖善的批示，由浙江省政府拨款，按“烈士”标准给予7名死难者家属每户10万元“生活补助金”，4名生还者也得到了每人2万元的奖金。

　　但没想到的是，一场争议由此而生———

　　死难者家属面对金钱，反应有些冷淡。陈永海遗孀应利珍代表众人问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不是就是给“烈士”家属的抚恤金？如果是，怎么会这么少？第二，沉船的损失，谁来赔偿？

　　“陈永海是接到指令去救人的，受到损失理应由政府来赔偿。”应利珍说，“更重要的是，烈士资格是一种荣誉。”

　　家属们找到了浙江省民政厅。对方对此的回答是：评烈士应由所在地民政部门填报材料。至于赔偿金问题，不属民政部门管辖的范围。

　　2004年11月，应利珍等人先后来到温岭、台州及临海。温岭有关人士对他们说，救人的指令是台州市发出的，台州应该负责；台州市政府认为，应该由被救船籍所在地———临海来解决。临海方面则称：事发在温岭境内，并且临海市政府并没有发出抗台抢险指令，所以临海没有义务和责任。

　　次年2月，应利珍上书给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3个月后，吕祖善批示：(政府)应对死难者家属合理补偿，造成的损失由台州市政府核实解决；评烈士问题由省民政部门按照政策逐级上报。

　　“看到这个批示，心里非常感动。”一位死难者家属说。

　　当年7月4日，临海市市政府作出了决定：认为“两船(5310和5176)结伴而行，根据相关法规应具有相互援助的责任，无明文规定政府一定要给予赔偿”；“但考虑到海上搜救中心确实向“5310”下达过救助指令，这与其沉没以及7名船员的死难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市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决定再给予损失补助10万元——7名死难者家属每户1万元”；另外，由民政局对“5310”救难事件进行详细调查。
　　
　　“烈士”之争

　　调查的焦点在于，7名死难者可否被评为烈士。

　　反对者认为，陈永海等人是在禁渔期间———每年七八月———违规出海，若评为烈士，将有损英雄形象并对管理不利；支持者则认为，陈永海等人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还能救助他人，他们的遇难是一种“极其壮烈的牺牲”。

　　调查很快结束了。在征求台州市民政局等部门的意见后，作出了不给7名死难者评烈士的决定。2006年4月，死难者的亲属们被正式告知这一结果。

　　接受本报采访时，临海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洪用地解释了这个决定的依据：

　　其一，烈士是国家授予死者的最高荣誉，是对死者保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而壮烈牺牲的行为的肯定和褒扬。但是陈永海等人的死亡并不“壮烈”。

　　其二，“5310”和“5176”均涉嫌违规，一是禁渔期出海，二是接到台风警报后冒险出海。“你不冒险出海，不就什么事情都没了吗？”

　　其三，“5310”的救助没有具体的行为和对象。“烈士”的救助对象，应该具体到个人，而“5310”去救助的是“一条船”。

　　其四，“5130”是在返航途中失去动力遇难的，跟救人没有直接关系。“这就像在救火过程中被火烧死，可以评为烈士，但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掉，只能说是意外。”

　　其五，“5130”犯了技术性的过错———尤其是“20997”来救助他们，他们本应接受建议，弃船保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典型的要船不要命”。

　　但是应利珍等人认为：这几点理由均不成立“我们将继续向上反映，直到解决。”她说。
　　
　　债务缠身

　　“5310”船价值120万元，由几个亲戚合伙购买，是数家人的“饭碗”。陈永海兄弟持有70％的股份，买船的钱是从银行、亲戚和邻居们借来的。船沉后，80万元的外债成了陈学清夫妇、应利珍无法回避的现实———人们三天两头拿着借条前来逼问。

　　今天，两位老人要靠1.8亩薄田养活全家。虽然陈学清有着石匠手艺，但由于这两年悲伤过度，他再干不动了。

　　老夫妇还得忍受无尽的屈辱。一次，某债主要钱不成，指着陈学清的鼻子悻悻说：“你看你生了个什么儿子？尽干蠢事、傻事！”亲友们虽然不像外人刻薄，但对陈家兄弟的埋怨也绝不含糊。而面对其他死难者家人———他们也是陈家的亲戚———的埋怨，陈学清夫妇又多了许多愧疚、自责。船沉的当天，王庆寿的遗孀跑到陈家，劈头盖脸地将陈家兄弟以及陈学清夫妇一阵痛骂。

　　在众人眼里，陈家兄弟的行为是“害人害己”。陈学清夫妇痛苦之余迷茫起来：两个儿子冒死救人是错的吗？为此，他曾数次喝农药试图自尽。而对陈永海的儿子，虽然桃渚镇免去了其学杂费，但这个8岁的小孩经常被骂“不要脸”，因为他的父亲欠钱不还。

　　生还的英雄则被病痛缠绕着，他们丧失了出海乃至做一般力气活的能力。同时，灾难给他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也会不时光临陈家，陈永海还欠着他们几千元的工资。
　　
　　“社会应急待命船”

　　这个长期以来有着互助精神的村镇，价值观念也已悄悄发生了转变。“我认为陈永海他们死得一点都不值。”桃渚镇船老大贺光摇头说。

　　台州市海上搜救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称：这两年渔船越来越难调度，以致发生了一起令人扼腕的船难———

　　2005年9月11日，“卡努”台风登陆台州，与陈永海一个村的渔民郭良满等8人驾驶的渔船被风浪打翻。郭良满的妻子周仙女向桃渚镇政府及桃渚渔政管理站求救，但是镇政府花了4个小时都没找到一条船出海救助。

　　镇党委书记、抗台总指挥杨爱国强令本镇管辖的4条渔船救助，结果没有人愿意出海。船老大方敏称，“这可怪不得我们，去年陈永海舍命救人，事后落下这样的结果。”

　　由于耽误太久，那条船上，最终只有1人生还。

　　台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战茂鸿说，为了今后不再出现无船可调的尴尬局面，该中心已征集了12艘船———其中大部分是渔船———取名为“社会应急待命船”。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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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更需要被长期关注”　

　　英雄善后40年

　　当年英雄事

　　时隔37年，方玉荣再次成为焦点人物。2006年6月，一篇名为《救火女英雄晚景凄凉，靠廉价药片止痛》的报道，描述了她的现状———独自住在一间破平房里，每天靠敲墙告诉邻居，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疑问、反思甚至诘难随着新闻的传播而来：一位冲入火海抢救设备而失去耳朵、乳房、脚后跟和九成皮肤的女人；一位进入小学课本而感动中国的英雄，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

　　“事实上，当时国家对方玉荣的救助是不惜成本的。”章海宁说。他供职于黑龙江《生活报》，是“救火女英雄”一文的作者。据方玉荣的自述，1969年她受伤后，一辆专列把她送到哈尔滨抢救。此后，方玉荣经历了42次植皮手术，黑龙江省、鹤岗市两级政府承担了全部费用。“按目前消费标准换算，这笔钱约为100万。”章海宁说。

　　在1960年代的中国，成名的英雄们都享受着崇高的待遇。另一位救火女英雄向秀丽的事迹——她不幸牺牲了——同样入选小学课本；为救幼童被火车轧断左臂和左腿的戴碧蓉，其事迹也进入语文教科书，题目是《小英雄戴碧蓉》。1969年国庆节，戴碧蓉被接到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那里，她遇到了“草原英雄小姐妹”之一的龙梅，后者因保护羊群而被严重冻伤而截肢。

　　1978年，方玉荣做完全部植皮手术，出院回家。她当年为之献身的工厂——工业风电焊厂——又包下了她的退休金、报销药费和护理费。但改革的大潮扑面而来，1995年，这个街道小工厂因效益不好，被转卖给个人。方玉荣400元的退休金随之转由鹤岗市社保局负责，工厂只承担每月60元的护理费。“这些钱是杯水车薪，”章海宁说，“老人的儿女买药回来，但她舍不得吃，有些药被放过期了。”

　　一位社会学家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造就的中国英雄们，大多是工人或农民，而其事迹集中在保护公有财产上。他们受改革的冲击较大，当体制变化时，很多人与方玉荣的境遇相同。但也有一些人被保送进入大学，或者从政———龙梅于1970年入伍，转业后曾在达茂旗团委、包头东河区团委、人大工作，现任包头市东河区政协主席。
　　
　　见义勇为基金会：基金缺乏

　　进入1980年代后，新一批英雄脱颖而出。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跳入粪坑救老农而牺牲的大学生张华，以及救火少年赖宁———他同样为保护山林献身。他们的英雄事迹广为人知。但在此时，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挑战权威”：比如对赖宁，很多人在反思：让一个14岁的男孩能否承担起这样的重担？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见义”应该“勇为”，还是要“巧为”？

　　而对那些因舍己救人受到伤害的英雄，在1980年代，善后仍是难题。

　　1978年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辆载着86人的大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吉林农民宋凤河摸出随身携带的斧头，砸碎了车窗玻璃。当他抱起最后一名乘客———一个孩子跳出车窗后1分钟，客车爆炸了。

　　回到村里，宋凤河一直被跳车窗时落下的腰伤折磨着，他失去了大半劳动能力。

　　“谁能给我一些补偿？”宋凤河说，“我不是公交公司的人，对方没有责任承担我的医疗费；我也没有城镇户口，享受不了低保金。我也打听过哪个部门能管这事，但当时没有这个机构。”

　　2005年，“见义勇为基金会”进入了宋凤河的视野。

　　“我们把舍己救人者纳入专门的救助体系，不能再让他们流血又流泪。”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帅福贵说。1992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通过113号议案，宣告这个组织的成立。

　　基金会是由公安部门或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主管的NGO。见义勇为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公安部门“见义勇为办公室”出具证明被认可后，可到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申请奖励和救助。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他们曾召开9次大会，共表彰了1000多名英雄。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市、县设有见义勇为事业组织管理机构，从事见义勇为工作的人员近万人。近十年来，各级见义勇为管理组织已募集基金十几亿元。中华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共召开9次表彰大会，1000多人受到表彰，正义被多次宏扬。

　　从基金会及地方政府处，宋凤河共拿到55000元补偿款。2006年，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增设了“爱心账户”，对于家境特别困难的见义勇为者提供每月100至500元的补助，年限为1－5年。“不能一次性奖励就完事，”帅福贵说，“他们更需要长期帮助。”

　　而对牺牲者，各地基金会一般是给予一次性5万－10万元补偿。

　　“但资金短缺是基金会的普遍问题。”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李建生说。尽管被业界公认为“范本”，该基金会仍为资金来源的问题头疼。福建省财政厅每年向基金会拨款50万元。基金会的主要资金一是靠社会捐助，另外是投资“生钱”。

　　另一些英雄难以申请救助，还与“见义勇为”的定义有关。这被更多解读为勇斗歹徒。李建生说，这就导致了在某些地方，救灾英雄不能被纳入补偿范畴。

　　据帅福贵介绍：为纠正偏差，他们曾就立法问题两次向上报告，但均以“时机不成熟”为由被退回。“不是时机的问题，而是资金问题。”李建生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基金会的资金则完全由财政专项拨款。

　　一系列问题因此发生：2006年，《甘肃法制报》对省内舍己救人者进行回访，半数人境遇凄凉。媒体还报道出一些例子：小学生陆建积为救助儿童，被树枝砸中腰部造成截瘫，医疗费难以报销，家庭负债9万元；25岁的韦兆安斗歹徒负伤后，因不堪治疗费用重负跳楼。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前辈英雄——诸如方玉荣——也很难被纳入这个救助系统。她首先是向民政部门申请抚恤和低保，得到的回复是：按规定，只有因公致残的干部、军人、警察享受抚恤金，而方当年是一名工人。工厂改制让老人变成了“社会流动人员”，按当地规定，“社会流动人员”纳入医保，女性不能超过55岁——64岁的方玉荣失去了申请资格。
　　
　　媒体式救助的是与非

　　但方玉荣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几乎在一周之内，她享受到了当地最高的“低保”，参加了医保，搬进了新房。此外，她的小儿子也领到了残疾证和低保。

　　“特事特办”源于章海宁记者的报道。据称，一位中央高层批示过问了此事。被媒体改变命运的英雄当然不止方玉荣一人，还有2004年2月15日，从吉林市中百商厦大火中背出11人的胡茂东。女儿乞讨为其治病的悲剧被媒体发现后，其遭遇得到了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的批示。于是，他的城镇户口、低保、医药费、工作在一周内全部解决。

　　今天，胡茂东并没有接受劳动部门安排的工作———在路口指挥交通，而是开起了一家公司赠送给他的小面包车揽客。

　　“偶然的机缘让他们摆脱了贫困。”曾参与胡、宋二人报道的记者说。

　　李建生则认为，媒体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一方面是好事，但也会导致救助资源分配不公。这又是相关制度应该继续健全的表现。“我们应该迅速健全制度，让更多英雄得到应有的救助，”他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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