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足球创世纪”

 　　冷眼世界杯

　　世界杯来了。一场风暴蓄势待发。

　　体育场周围笼罩着一种庆典的气氛，警察提前几个小时就出来维护秩序，实行交通管制；

　　球员相互致礼，裁判庄严地吹哨宣布球赛开始，仿佛一个仪式；

　　山呼海啸之中，所有人都被裹在一起制造着狂喜与悲痛、成功与失败、英雄与小丑、庆典与骚乱、集体的迷狂和个人意志的胜利……

　　这似乎是上古“节日”的重现。节日曾被看作是奇妙的、庄严的转折点，它中断了常态的生活。在节日中，人们的许多违反常态生活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观念，不再会招致反对。

　　然而，信仰时代毕竟已过去，今天的节日不再有对神的崇敬、内心的悸动，但沁入骨髓的记忆，当人类需要从日益加剧的现代生活中暂时解脱时，总有些东西会以某种方式被唤醒。

　　世界杯，就是一个这样的节日，一个足球创造出的节日。
　　
　　攻击与人性

　　大多数人相信，对抗性能部分解释人类对足球的痴迷。大多数研究者都相信，竞技体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攻击本能的一种转移。

　　康罗洛伦兹曾这样描述人类的攻击本能———他说，如果外星人以一个绝对公正的态度观察地球人，会发现“一再反复的历史现象并没有合理的原因”，“即使没有经济上的需要，两个族群还是会互相竞争，这是不讲理，而且无理性可言的人类天性在作怪。”而且，这种天性还使我们如此习惯于把杀人者、攻击者当作伟人来崇拜。

　　早期的足球无疑与战争有关，据说古罗马远征时，就曾用踢战俘人头的方式庆贺胜利。即便今天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已经十足强烈，但攻击的天性仍在，世界杯足球赛煽动起来的攻击性热情，几乎是四年一次的“世界大战”。

　　或许没有一项体育竞技比足球更能让人温习古典战争的记忆。比赛在绿茵场上进行，那仿佛是以草原为背景的古代游牧部落的战场。古时的战争，往往有公平竞技的风范，交战双方先约好地点，多是选择一片开阔地，然后摆开车阵，击鼓对冲，哪一方顶不住退下来，或旗帜被夺，就算失败。战争当然不全是角力，还多有阵法和斗智。

　　足球比赛中拼体力比意志，还有集体配合、战略战术，几乎就是一场小型战争的模拟：防御、偷袭、死守、狂攻。战术上更是不胜枚举，兵力的配置、运动和增援、战线的衔接、穿插、包抄、迂回、攻防、情报……在人们日益渴望和平的年代，足球向我们诠释了战争的真谛。

　　人们的攻击本能带来的欢愉，也表现在观看上。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提高体育运动的乐趣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在目睹同观看者自己命运无关的人经历危险与毁灭时所具有的快乐，这种快乐在古罗马时代无疑是吸引群众观看角斗士竞技的原因。”人群的观看验证，暴力的“收视率”远远高于优美和抒情。
　　
　　游戏的趣味

　　足球是现代世界最成功的游戏。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它能使每一个参与者从中获得某种深层情感的满足。

　　这正是游戏的独特性。游戏本身在扮演一个“双簧”的角色，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玩弄”了参与者，使游戏者最终通过煎熬获得胜利，产生无以名状的快乐。

　　没有人能一口气在足球场上倒个来回，用尽全力也无法让球在运行时洞穿全场，球场上的一切都必须经历一个过渡的过程。足球也不像篮球那样进球繁复，经过多次进攻、漫长的期待，也未必能攻入一球，比赛过程充满焦虑。

　　焦虑是快乐的推进器，而焦虑源自期待和悬念。学者蒋原伦分析说，足球胜败的偶然性构成了比赛的巨大的悬念，这或许是足球最大的魅力。体育竞技是实力和技巧的对抗，强者打败弱者是一般的规律，但是有时命运之神会出来点拨一下，把胜负的天平突然拨向弱者。一个机遇会把全部的预测统统打破，例如1992年欧锦赛的“丹麦童话”，以及2004年欧锦赛的“希腊神话”。

　　偶然性使弱队战胜强队，也使著名的普拉蒂尼、济科、马拉多纳、巴乔把点球踢飞。还有门柱球、乌龙球、裁判误判……这种种的偶然性，让足球有了戏剧性的悬念，悬念是一部戏剧的核心，也是一场球赛的核心，悬念像强有力的磁场，把所有的目光吸引到足球身上。
　　
　　众人的狂欢

　　2000多年前，孟子问自称“寡人”的齐王：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齐王说，不若与众。就是“寡人”也知道，快乐与众人共享，快乐就会升级。足球就将巨大的人口裹挟在迷狂之中。

　　雅斯贝尔斯说，“公众”是一种幻象，是假定在大量并无实际联系的人群中存在着共同意见的幻象。似乎通过足球，的确可以编织出一幅“世界大同”的图景，它可以是石油大亨的爱好，也可以是非洲饥民的游戏；可以是欧洲白领手中的彩票，也可以是南美街头孩子梦里的面包；可以是天主教修士的庭院练习，也可以是伊拉克战俘营里的运动……甚至有美国人相信，足球会是中东未来之门的钥匙。

　　足球引起的群体狂热拥有“可以踏平一切”的力量。1979年之前，伊朗妇女不准进入现场看球，于是就有妇女女扮男装潜入球场。面纱后的伊朗妇女遇上足球时也显出疯狂的一面。
　　
　　过度诠释

　　球迷对足球的诠释更接近美学的读解。

　　球场上的“战争”缔造英雄，而英雄的蒙难和陨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与悲剧之美。巴乔在辉煌之后，在博罗尼亚、国际米兰、布雷西亚等俱乐部辗转时，让人想起了流浪的奥德修；而巴斯滕因脚伤结束场上生涯时，全世界的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阿喀琉斯之踵”这个词组。南美足球是把足球艺术发展到了极致的一种表演，其美学意义大于其功利目的，所以引起更多球迷的追捧。而拥有炫目球技的马拉多纳和罗纳尔迪尼奥，通过美学中的“移情”，在球迷的眼里也英俊无比。

　　作家史铁生像康罗洛伦兹一样，想借用外星人的眼睛打量足球：“如果我是外星人，我会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人……它浓缩着人间的所有消息”———“比如人们对于狂欢和团聚的需要，以及狂欢和团聚又怎样演变成敌视和隔离”；“它所表达的个人与群体的相互依赖，22个球员散布在场上，乍看似无关联，但牵一发而全身动，那时才看出来，每一个精彩点都是一个美妙结构的产物，而每一次局部失误都造成整体意图的毁灭。”当然外星人还会看出一件事：“在足球和地球上，旗幡林立的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悠久也是坚固的主义，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热情。”

　　而学者汪民安的后殖民主义读解，更像是一个政治学上阴谋论——足球是“文化殖民的最猛烈形式”，据说这是因为足球“比其他方式来的迅速而集中，它举着公平竞争的口号，实际上在施展着它的殖民阴谋”……足球能够在世界流传最广，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运动和游戏，而是身后的文化背景最为强大。

　　种种诠释的意图，都说明足球已经成为不得不关注的文化现象。足球在现代已是一种“无信仰的迷信”，它的力量已经触动了地球。
　　

　　心动，所以球动
　　
　　□郑也夫
　　
　　足球为什么热遍地球，成了几乎所有地球人———球迷和非球迷———同样感到惊愕的问题。借用禅宗的句式来参悟这一问题便是：球动，旗动，还是心动？

　　球一直在动，自200年前它诞生于牛津大学的草坪就没停过。时下的足球，因为进球数的缘故已不如贝利时代那样赏心悦目，而今日的二罗亦无法与贝利、马拉多纳、克鲁伊夫比肩。一句话，今日足球的火爆和当下球星的水准无关。世界杯赛场上飞扬的国旗，或许暗示，民族的归属感强化了世界杯的热度。但足球热当然不是缘于民族主义。否则为什么除了足球场，英德的足球流氓没有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第二个场合？说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在借民族主义的酒杯，浇个人心中的块垒。

　　足球热不能归为球动、旗动，是人们内心的躁动带来了足球的喧嚣。是哪根心弦诱发人们奔向足球场？人们无助且无奈的空虚。祖先和父辈为什么踏实，人们为什么空虚？是因为人们走入了一个崭新的时空。

　　温饱，曾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当然首要是人类，从来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我们正在跨过这一高槛。不过，山后是山。于是我们遭遇了新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堕落的“饱暖生淫欲”的最好化解和升华正是“饱暖生体育”。人类的空虚总需要填补，找不到这个，就是那个。不是足球多么伟大，是我们如此无助，拣选了它。我们的孱弱，烘托出足球的魅力。讴歌足球实在是一种颠倒。正如伟大宗教中的人神颠倒。

　　时空导致心态的又一变化是当代人的日常“兴奋度”陡然下降。动物与原始人的兴奋度最高，夜里的风吹草动也会让它们瞬间跃起。狩猎也是高度兴奋的事情，一场殊死的狩猎，需要多日的安静来平衡。工作的辛劳，乃至恐怖的政治运动，都会导致人类兴奋度的提升。而千余年来，我们的兴奋度在一路下降。住进了房屋，告别了荒野和天敌，睡上了安稳觉；不需要打猎了，工作强度降低，风险降低；二次大战、古拉格、文化革命也成了遥远的回忆。这一切都是福分，同时却也导致我们日常的兴奋度下降。于是，历史上第一次，全体人类一同去寻找刺激。足球再次被拣选。

　　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英雄情结。我们的血管里流着英雄祖先的血液。进化的历程是漫长的。没有几万年是看不到血质的改变的，但是环境变了，人类仍渴望英雄，至少是拥戴和跟随英雄。但现实已经变得舒适、温柔、犬儒，如此远离英雄辈出的年代。我们只好虚拟一个英雄的场景，那便是绿茵场。

　　中国足球没能进入世界杯只是我们在足球问题上的第二悲哀。第一悲哀是，亿万中国人只会电视前看足球。我们十万个公民中能有一个人踢球吗？只看球，不踢球，才是全球足球化时代中中国人的悲哀。于是我们不再努力去做英雄，我们只是观赏英雄。而当一个民族弱化到统统去观赏英雄的时候，他们就只好去观赏异族的英雄了。这才是悲哀，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