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专栏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我给张靓颖当凉粉的时候也没痴迷到这个分上。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旋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比如吧，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把增值税什么的一律取消，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有10斤谷子交税一斤，100斤当然交10斤。该税制如何好法，甚至这十分之一是按纯收入计算还是按资产净值计算，孟先生从未阐述过，他认为根本不必阐述，他一口咬定这是先王之法，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而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

　　这套逻辑非常混乱，但孟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铿锵、雄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我们爱真和善，但我们也爱美，铿锵雄壮是大美，所以我们爱铿锵雄壮的谬论。于是有一天，宋国某官员听了孟先生的演讲，脑子一热就成了什一制的拥趸，但此人毕竟是个官员，是办事的，脑子再热他也得想想办得办不得，遂起立问道：这事儿好，太好了！可是今年就办恐怕是仓促了，能不能先放放，明年再说？

　　孟先生不吭声，瞪着大眼看他，直看得他毛骨悚然，这才冷笑答道：“今有人日攘其邻人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人家告诉他：此非君子之道。他说：“好好好，那就少偷点，每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一只不偷。”———既然知道错了，就赶快改了算了，等什么等？！为什么等？！

　　如果孟先生是在会场上，必定掌声如雷，如果他是在网上，必定顶帖如潮，他说得何其好啊！

　　那位官员作何反应，《孟子》没有记载，想必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他就是偷鸡的贼。他得想两千多年才能想明白，孟子的说法其实也是偷，不是偷鸡，是偷换概念：是否实行一种税制，问题之复杂显然不是偷鸡与否就能说清，但孟先生不管这套，他不跟你讨论什一制是否真的公平，不讨论征税方法和征税成本，也不讨论所征之税能否维持起码的公共开支，他只问你偷鸡不偷鸡。于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不偷鸡。鸡是不偷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

　　春秋时的人比较憨厚，以为凡事说了就要做，所以那位官员还站起来跟孟先生切磋，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这就是我不喜欢孟先生的理由，我愿意相信他是个真的道德家，但他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由此就必然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

　　明年复明年，孟先生都熬成亚圣了，什一制在古代中国一直仅仅是个理想。据我所知，该理想似乎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实现，他们当然不是以尧舜禹的名义，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每十块拿出一块，那时又没有银行账户可查，小官吏提着刀进门转一圈，宣布他认为你的财产值八万或十万，十分之一，交出来吧！可怜的欧洲人民就只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当然，孟先生想不到这些，他已经解决了大是大非，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问题吗？他铿锵雄壮地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