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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楠楠在和同学们一起玩“丢沙包”
图：11月25日，张颖和记者前去探望，汽车在小高俊新家的门口还未停稳，他就跑出来张着小手拥进了张颖的怀里。眼神几乎一直在张颖身上，直到他的张妈妈离开。
图：11月26日，每周一次的“欢乐周末”上，孩子们和张颖在一起
图：11月24日，张颖给她救助的第一个艾滋患儿楠楠梳头
她的慈善名声鲜花着锦。“当三百多个孩子写信称我妈妈时，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但她也正在艾滋圈内遭遇恶评。“如果她真的和‘丽江妈妈’胡曼莉一样，就太可怕了。”
本报此次调查无意拷问人心，正如本报2004年6月10日对沈阳儿童村事件的报道所言：“没有约束的人性不可信赖，对道德的完美要求往往潜伏崩溃的前景”。无论初始动机如何，我们更关注，其最终行为呈现能否经得起慈善主题下的冷静审视。
在多个场合她被称为“艾滋妈妈”。她的“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艾协会”)以及受她救助的艾滋孤儿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10月16日，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共同主办的“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评选活动，张颖获得入围奖。12月4日普法宣传日，她被央视《今日说法》栏目评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然而，12月1日艾滋病日前，“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斥国内“艾滋骗局”，其中一段强烈暗示“艾滋妈妈”。“她做过十几年服装生意，生意不行了开过咖啡厅，赔了，后来发现自己老家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很多，就和几个生意人成立了所谓的‘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后来她自称‘大学毕业的成功女性’，2005年以来以‘艾滋妈妈’名义募捐不断。”
正在名誉光环笼罩下的张颖，如何招致猜测和怀疑？
(本文幼圆体部分来自既有媒体报道和张颖自述)
改变了人生的楠楠和被楠楠改变的人生
媒体通常用以下文字讲述张颖“改变人生的那一天”：
在阜阳，张颖是个赫赫有名的商人。十几年前，她开办了当地第一家运动服装品牌专卖店，年纯收入两三百万不在话下。几年后她改行做起了餐饮，从酒楼、快餐店、比萨店、咖啡屋、学生食堂无所不包，而且样样都是阜阳的第一家。
直到2003年11月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的重心彻底转移。
张颖受市长之托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了解阜阳孤儿的情况。一天内她走了三个地方，从公办的福利院、私人的孤儿院，到艾滋孤儿家庭，每一处都让她触目惊心。
据张颖介绍，傍晚时分，一个患艾滋病的小女孩出现在她面前时，初为人母的她一下子惊呆了。“头发乱乱的，满脸都是疮，耳朵流脓，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说话她根本听不见。”
第二天，张颖给她送去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棉袄、很多点心，临走时又留下300元钱，几天后，决定带她到北京治病。
这个小女孩就是楠楠，如果不是因为张颖那天看到她并帮助她，她的生命或许不能延续到今天，也不会有2003年12月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我国第一个民间抗艾救助会的成立。
2005年12月3日，星期六，“阜艾协会”例行的“欢乐周末”活动日。
活动下午2点半开始，1点半左右，许多大人已带着孩子守候在活动中心紧闭的大门前。孩子们追逐打闹，家长们蹲在地上闲聊。
一位老汉遇到一位老太太。老太太问：“你家还剩下谁？”老汉摇摇头，答：“儿子媳妇都去了，就剩下我和这个孙子。”说着扯扯身旁一个男孩的衣服。老太太指着自己的孙女：“她爸爸也去了。她今年读高三了，才听说这里搞什么活动，带她过来看看。”老汉扭头四处询问：“听说要发钱？怎么我们没有领到钱？”一中年男子说：“你才来了几次？多来几次才能领到钱。”
接近2点半的时候，一楼的孩子已聚集了100多。他们在志愿者组织下，排成几行，挨个在一个小本子上签名。签完名的孩子就到楼上。一会儿，各个教室里念英语、演小品、唱歌的声音就此起彼伏。
此时，张颖到了，身后跟着一些电视台、电台和报社的记者。记者们提出要采访楠楠，张颖亲自到五年级的教室里把15岁的楠楠带到记者的镜头前。
楠楠是张颖救助的第一个艾滋患儿，除了个子稍矮，看上去已与正常孩子无异。
楠楠那天有些不开心，在教室里的时候，不知为何和小朋友生了气，被张颖搂在怀里还撅着嘴。张颖对记者解释：“她因为有病，我对她的关心最多。她知道我最宠她，就特别爱发脾气。”边说，张颖边用手帮楠楠捋着头发，低头交代：“你不会梳头，下次把梳子带到这里来，我帮你梳。”
越过张颖和楠楠，背面的墙上挂着一副大照片，上面的张颖正在为楠楠梳头。
“救助人数是变的呀，因为孩子不停地来”
张颖说，她的救助模式是让孩子和亲属生活在一起，协会每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
“2004年5月，高俊被列入了救助范围。”张颖回忆，“当时高俊的大伯在医院的门口给我打电话，说高俊快不行了，没钱医院不让住……”张颖拿钱赶到了医院，一家人立马就给张颖跪下了。
出了院的高俊和奶奶、小叔相依为命。奶奶去世前半年，张颖每周都去看高俊。“最后一次，3岁的高俊站在门口迎我，院子里还满是鸡和猪。快过年了，奶奶说，她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我，非要给我抓两只鸡……”张颖说，“我一直都觉得，奶奶去世前硬要把鸡给我，是想把小高俊托付给我！”
张颖告诉本报记者，协会一周年时只有20个“孩子”，两周年时有350个“孩子”。“根本没想到要救助这么多小孩。那时就几个人想凭一己之力，能帮几个帮几个，想着不过也就十几个孩子，没什么问题。谁知一下子就来那么多人。”
张颖到底救助了多少孩子？这是被质疑的焦点之一。媒体对“阜艾”救助艾滋孤儿数的报道从未统一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颖称，她的协会目前有小孩350多人。而11月29日的《中国妇女报》的报道标题却为《张颖和192个艾滋孤儿》。
艾滋病政策研究专家、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靳薇教授还记得去年5月第一次见到张颖的情形：“我到阜阳，受一个朋友之托，联系张颖，想看看她救助的孤儿。张颖带我到村里见了4户人家，说都是她救助的。我问了一下，只有一家的小女孩得了艾滋病是她救助的，那个女孩就是楠楠。其他3家都说没收过她的钱。我问她，她说她正准备给钱。”
今年4月靳薇在云南为一个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培训班讲课时，又遇到了同来做演讲的张颖。当时，张颖称自己的协会有140多孩子。靳薇还记得那次张颖对她说的话。“她疑惑地说，现在媒体对我的宣传力度这么大，央视《面对面》还给我做了一期节目，但是国内的机构和企业没有人给我捐一分钱。”
一个月后，在成都的另一个讲座再次见到张颖，她对外宣称的救助人数是285人。
对于救助人数的质疑，张颖对本报记者解释，“救助人数是变的呀，因为孩子不停地来，所以人就不断增加。”但这其中并非全部都得到了资金救助。“350个，我算的是来参加活动的孩子加上受到救助的孩子。”
张颖曾告诉本报记者，由于资金压力，从今年1月份开始，原先给每户人家400元的补助费做了些调整，“又是孤儿又有艾滋病的还是给400元，孩子健康的只给100元。”她说她也不想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依赖别人的习惯，在当地农村，一个月100元已经能让孩子过得不错。
那么究竟有多少孩子能每月拿到救助款呢？12月6日，电话那头张颖最后向记者证实，一共有3个小孩拿400元，2个孩子每月拿200元，剩下的320个左右的孩子拿100元，还有30个左右的孩子正在核实家庭情况。
“我们没有监管她，也不知道谁该监管她”
张颖说，因为她的救助模式是要让这些孩子在家乡生活，生活在熟悉的圈子里，那么她就必须转变家乡人谈艾色变的态度。拿自己3岁的孩子作“人证”，让儿子和艾滋儿童们在一起玩耍，是她的情急之举。
2004年春节过后，也就是张颖带楠楠从北京看病回来后的一天，张颖的丈夫徐卫东回家发现儿子正和艾滋病儿童一起玩游戏，还将小手指含在嘴里，他大惊失色，“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让自己的孩子和这些人玩，你疯了！”随后他将儿子带到了他工作的北京。
这件事广为传播。张颖不仅不向“挟子自重”的老公屈服，而且“变本加厉”，扔下千万产业，全身心地投入到“阜艾家园”，当起了特殊大家庭的“职业妈妈”。
她关闭了咖啡屋，将酒店转让，还将其他房地产出租，每月4万元的租金全部用于救助艾滋孤儿。她还招聘了8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艾滋孤儿的学习生活、医疗、教育、宣传、文化、娱乐、网站管理等各项工作。
一位同样从事受艾滋影响儿童救助的人士，记得张颖有一次介绍自己的工作方法时称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发给每个小孩。这让他感到不安。他说：“张颖在这么介绍的时候，把自己说得像个英雄。这让人疑惑。一个人再有钱，面对这么多小孩，能有多少资金和精力？”
记者采访“阜艾协会”副秘书长、颍州晚报记者邵宇时，每谈到财务问题，邵宇一概说：“这个我不清楚。我从不过问捐赠情况。我问会长，她也不会告诉我。”谈话中邵宇一直强调，“阜艾协会”的初衷是善意的，也做了些好事。
财务情况无疑是张颖招致怀疑的话题之一。“阜艾协会”成立第一年的年度报告里，没有提到任何收支情况。“第一年根本没什么捐款，所以也就觉得没必要做收支。”张颖随后补充：“我的钱，有时就那么给出去了，也算不过来。”她说今年开始，她决定把捐助情况和使用情况透明化，并请上级主管部门审计。
张颖一再向记者强调，她从创建“阜艾协会”之初，就没想过要向别人要钱。“我想着自己有多大力量，就帮多少人。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主动搞过一次筹款活动。”她说，“我还有一些积蓄，可以撑一段时间。”
但张颖也不否认她收到过几笔外来资金支持。她算了一笔账：“阜艾协会”成立时，共有会员单位6家，因为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注册社会团体组织，会员单位必须达到这个数。两年来，她只获得了包括会员单位在内的5家企业的资金。除却会员单位的会费共5万，共收到捐款32万左右。其中今年初，广东日生集团向协会捐赠20万，青岛圣元奶粉厂10万。
广东日生集团董事长邓培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提到，他至今未收到要求张颖出具的收据。邓培星也透露，在多次派人到阜阳看望艾滋孤儿时，日生集团都曾零散向协会捐过钱，邓所能记得的有两笔，分别为1万和3万。
以上捐款，初次采访张颖时，她未向记者提及。记者就此再次向她求证时，她承认共收到日生集团捐款23万多。
“我们对她不够了解，不好推荐”
张颖说，她救助的350个孩子，均在学校就读。她一开始就很明确，“一定要上学，不上学就更没有希望了。这些孩子的心理是自卑和封闭的，要让他走出封闭，就得让他读书，树立信心，自我成长。”
她最早曾为丁开玲姐妹的读书问题伤透了脑筋。丁开玲出生在阜阳市颍州区一个贫困农家。2003年8月，丁开玲在母亲患艾滋病去世后，不得不放下心爱的书本在家洗衣、做饭、喂猪、下地干活。妹妹丁开敏念完了小学，也没钱继续上初中。
协会成立不久，张颖计划把丁开玲姐妹接到城里上学，一切费用包括学费、吃穿全由自己负担。她未曾料到，很多学校将她们拒之门外。接连在6所学校碰壁后，张颖决定隐瞒丁开玲姐妹的家庭背景。在她的极力争取下，终于有一所学校同意在仅让校长和班主任知道实情的条件下接收姐妹俩。
前一段时间，丁开铃姐妹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演出。日生集团投资的《星光灿烂》剧组给参演电影的孩子10万元酬劳，引起了一场纠纷。
参加拍摄的是丁开玲姐妹和丁香玉一共3个孩子。按照协议，摄制组资助两位父亲，丁香玉的父亲丁开峰和丁开玲姐妹的父亲丁华社一共10万专项资金，用于他们两家生产自救发展养殖业。这10万元钱由广东日生集团直接划转到“阜艾协会”。丁开峰找张颖要钱时，却遭到了张颖拒绝。于是他跑到北京，向剧组要来了一份证明，写明：“广东日生集团董事长邓培星已于8月4日把拾万元汇入安徽阜阳艾滋病救助协会，并委托阜阳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张颖同志把此款项交给丁开峰、丁华社。”丁开峰还将此问题反映到当地妇联。今年9月，张颖向丁开峰支付了4万元。
记者向张颖了解情况，她说，当初的说法是10万元中，有4万给丁开峰的女儿丁香玉，4万给丁华社的女儿丁开玲姐妹，还有2万是给她自己的，已入了协会作为救助基金。
此事虽已平息，却引起了不少人对张颖的不信任。全国妇联要求阜阳市妇联推荐本市年度十大人物，张颖落选。市妇联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全国妇联说你们应该推荐张颖啊，我们就说，我们对她不够了解，不好推荐。”
今年8月，张颖带着30多个孩子到北京参加“爱无疆界”夏令营，见到了姚明。回来后，有孩子向家长投诉，姚明当时发给每位孩子400元生活费，可回到宾馆房间，张颖就向他们要回去200元，说要分给别的孩子。只有一两个孩子拒绝了她。
记者随后找到了曾参加夏令营的女孩丁开玲。“姚明叔叔有没有给你们发红包呀？”丁开玲愣了两秒：“这个我不清楚。”再问：“有没有给你发钱，你怎么会不清楚呢？”丁开玲又想了一会儿：“没有！”
记者再找到另一女孩邢沙沙，她没去参加夏令营，但她哥哥邢笑笑去了。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邢沙沙兴奋地说：“哥哥拿钱回来啦！”记者再问：“拿回来多少钱？”邢沙沙伸出4个指头：“400！”
采访张颖时，记者特意提出姚明是否给孩子发过钱的问题，张颖断然否认：“没有！他是不给钱的！不仅姚明没给，和姚明有关的任何人，应该都没给过一分钱。”
“面对孩子的心灵，该有更多讨论的纬度”
《中国妇女报》报道：张颖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感恩的心》，她的孩子们也都会唱：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我来自何方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
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
报道说，因为这些孩子，张颖原先的事业没能有多大拓展，但在张颖看来，因为自己的帮助而改变了很多孩子的一生，也不能不说是另一份事业。
正是这首《感恩的心》，令不止一位艾滋救助人士感到难以接受。
12月3日，记者第二次在活动中心听到了孩子们在唱《感恩的心》。一个女孩站在当中，对着摄像机镜头，边唱边配合哑语表演。旁边坐着的一个小男孩也跟着唱起来。歌曲中间还有一句念白：“我是艾滋孤儿，但是我并不孤单，我是阜艾的孩子，阜艾给了我温暖。”
“我觉得她的手法不太恰当，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理念不为她所接受。”杜聪，这位一直进行民间艾滋救助的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向本报记者谈到他参加张颖组织的活动后的感受。“那些孩子总是哭，说‘我是艾滋孤儿’，这种戏剧性的表演不利于给孩子更多的信心。艾滋孤儿和普通孤儿不同，他们还面临着社会歧视和偏见，要帮助他们逃离阴影，没必要的话就不要强化他们的身份，不要给他们贴上特别的标签。”
“通常慈善事业最容易被人质疑的是财务问题。”经常做艾滋报道的中国特稿社记者林谷说，“但慈善的对象是孩子，慈善行为直接面对孩子的心灵时，就该有更多讨论的纬度。”
11月26日，在张颖的家里，记者见到了3岁多一点的儿子徐明轩，他正在发脾气，把协会的一些材料扔得满屋子都是，甚至拿着棍子追打张颖，“妈妈，你为什么不要徐明轩了？”“妈妈没有不要你呀！”“那为什么你天天都不陪我？”
在最初引起本报关注的高耀洁描述中，张颖是“一个做生意赔了的外省中年女人，后来自称大学毕业的成功女性”。
张颖向记者自我介绍，她从安徽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外交学院英语大专班进修了三年英语，1993年毕业。记者立即用英语问她：“你的专业是什么？”连问两遍后，听不懂的张颖说，英语她已多年不用，不记得了。
张颖说，在外交学院学习时，她认识了李宁的妹妹，回到阜阳后，就做起了李宁服装专卖店，由是开始了一系列生意。
在创办“阜艾”时张颖共拥有多少资产，外人不得而知。张颖被问及此时，只含蓄地笑笑说：“说百万千万的，也不好说。你光看我在人民路那套商铺房，就值300多万啦。”
■对话张颖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肯定你”
和张颖对话最大的感觉，是她总绕不开一个“钱”字。这也许是她目前最大的困难和愿望，也是对她质疑和争论的焦点
记者：你觉得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颖：那就是资金的运作方式。在美国，民间慈善机构运作比较低调就能募集到大笔的资金。而在我国，类似于阜艾协会这样的组织，必须首先致力于高调扩大自身的影响，然后才有可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我本人来说，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只想实实在在地帮帮这些孩子而已，但这是一对矛盾。你高调一些，别人就会说你是哗众取宠，你低调了，又没有了运作资金。
记者：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借鉴一些其他慈善机构的管理和运作经验？
张颖：我也借鉴的。我发现国外的那些大机构很奇怪，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救助中国艾滋病患者的协会，居然就有人愿意拿钱出来。而在我们这里，真是太不同了，愿意向我们捐助的个人和企业都非常少。我估计在中国，只有中华慈善总会这样的大组织，才能募集到钱。
记者：捐款之外的事呢？比如其他慈善组织的管理和救助方法，你想过要借鉴么？
张颖：国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也和别的组织不一样。普通的残疾，不会救助了一个人，其他人也觉得自己应该被救助。但是艾滋病不同。我们国家有政策，发药是所有人都发，减免费用是所有人都减免。所以我给了一个人钱，其他人觉得你应该所有人都给。比如看到某企业给我10万块钱，人人都会说，你有钱了，为什么不给我？
像英国救助儿童会就不同。他们一来，就带着很多钱来，一申请就是400万，可以为阜阳市的领导开培训班，请他们到云南考察，等等。但我们就不行。孩子有事，直接就来找我们，我们只能给孩子钱，不给钱，孩子吃什么？
记者：那你有没有从英国救助儿童会的救助经验中学到些什么？
张颖：学到了。比如我看到他们做什么事都找人拍下来，留做记录。我们也要学着记录我们做的事。以前我们都不太懂，也没拍什么照片，以后要多拍一些。
记者：媒体的报道对你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帮助？
张颖：媒体报道完以后，孩子倒是多了，关注艾滋孤儿的人也多了，但是给我们的钱并没有增多。
记者：此话怎讲？关注艾滋孤儿的人多了，自然会有人捐款过来的。
张颖：捐款也没有捐到我这里啊。很多人同情艾滋孤儿，会把钱捐给妇联啊，中华慈善总会啊，不会捐给我。所以我只能说是对艾滋孤儿的关注增多了，未必是对我们的关注增多了。
记者：那你对协会今后的发展有什么规划？
张颖：多为孩子着想，尽力多救助一些孩子。
记者：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么？
张颖：我想明年我不能总是待在阜阳了。我要到北京跑跑，向国际组织申请，为孩子筹集一些资金。我想很多国际组织有专门用于艾滋病的基金。
记者：会带着孩子一起去么？
张颖：不会，我不想耽误孩子的时间。我做事一向都是靠自己。你知道，我以前从没主动筹资，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组织还不够规范。今年相对规范了，就可以争取更多的资助。
记者：你认为你的组织今年在规范性上有什么进步？
张颖：以前都是孩子有需要了，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非常随意。现在人多了，就不能这么随意了，必须制定标准，按照标准发放东西和钱。
记者：有人认为，阜艾协会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更像是个人行为，而非是一个组织的方方面面的合力奔忙。
张颖：但你也必须看到，阜艾协会的组织化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我也一直在试图摆脱一个人工作的非正常状态。
记者：有人对你的慈善理念提出质疑。认为做慈善的最高境界是，应当尽力维护受惠人的尊严，以平等的方法对待受惠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也不需要强调感恩。
张颖：我们必须教会这些孩子感恩，否则他们不知道是谁在帮自己，就知道拿钱。我希望孩子们记住，他们为什么来这里活动，这机会是“阜艾”给的，不是来了就瞎调皮捣蛋，不珍惜这里的东西。我也希望孩子们得到帮助后，知道要回报社会，不危害社会，包括不会恶意传播艾滋病。
记者：你怎么看待那些对你的负面评价？
张颖：我觉得人只要不做事情，就什么样的评价都没有。做了，自然就有说好有说不好。有的人对我有看法，也许是因为不够了解我，或者没有从头到尾看到事情的真相，也或者是由于固有的思想。任何人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肯定你。既然我做了，我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记者：你如何理解你得到的荣誉呢？
张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做的事情居然会有这么大意义，只是看着那些孩子可怜，就想帮帮他们，我也没有想到，这一帮不要紧，一下子来了300多个孩子。本来我是想在阜阳做几年，就回到北京的家去生活的，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这么多孩子都含着眼泪喊你“妈妈”，你舍得走吗？这种欣慰和满足好像比挣多少钱都来得开心。我希望将来我的儿子理解了，会觉得母亲是个值得尊重的人。
爱心背后的微妙纠葛
微妙关系似乎都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而任何不利于“阜艾”的指责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对民间艾滋病救助的不信任
都是同行？
阜阳是我国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救助组织也非常多，有名的就有张颖领导的阜艾协会、华夏基金会、英国儿童救助会阜阳办事处、杜聪领导的香港智行基金会、美国“半边天”基金会、当地的疾控中心等。这些机构基本上覆盖了阜阳艾滋病救助的各个环节，组成了全面的救助网络。
华夏基金会是最近才加入当地艾滋病救助的机构，主要内容是与阜艾协会合作，开展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救助工作，形式也是发放生活补助，每月给孩子们发放50元到400元不等。
英国儿童救助会不发放补助，而是采取了在艾滋病重灾村庄建设活动中心、每周六举行儿童聚会等形式，他们的活动任何儿童都可以参加。后来救助会又专门与当地政府联系，开展当地官员的培训与教育工作。
杜聪领导的香港智行基金会主要是为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提供读高中、大学的学费。具体在阜阳负责这个项目的程国金医生告诉记者，目前该项目已经救助了约30名孩子读高中和大学。
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主要和阜艾协会合作，为已经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提供一些国内没有的药品。
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针对成年艾滋病毒感染者，主要是成年人，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定时为艾滋病患者检查身体、发放药品，每月还发放100元左右的生活补助等。
谁救助了王丽？
这些机构本应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事实并不如此。微妙关系似乎都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
2004年9月，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到阜阳某村去看望了一个叫王丽的女孩。王丽的母亲患艾滋病正在服药，父亲也长年患病在家。王丽2003年曾考入首都经贸大学，因家中无钱交学费，失去上大学的机会。2004年又考入安徽财经大学，依然无钱上学。杜聪便决定资助王丽4年的大学学费。智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按计划送王丽到蚌埠上学的时候，意外地张颖出现了，还带了记者。
当时媒体的描述是“为了王丽能顺利入学，会长张颖亲自去蚌埠与学校协商，学校为其免去2000多元的学杂费，智行基金会为她交了4000元的学费，协会每月负担400元的生活费，终于使其圆了大学梦。她们的张张笑脸转化为阜艾协会克服困难奋勇向前的动力源泉”。
本来觉得自己是救助主角的杜聪反而成了配角。而张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说王丽和她妹妹一直是他们的协会会员，是他们最先救助了王丽。
阜阳市京九办事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专门负责艾滋病治疗的程国金医生告诉记者，其实是他最早在2004年6月份的时候，了解到了王丽的情况，又介绍给张颖和杜聪的，应该说是他们俩同时救助的王丽。
类似的摩擦不止一起。英国儿童救助会阜阳办事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有一次英国救助儿童基金会通过儿童参与活动的方式选出了5个艾滋孤儿，由该基金会资助，两个工作人员陪同，到巴基斯坦参加国际会议。出发时，张颖和当地媒体记者出现在机场，拍下了张颖送别的照片，理由是其中有一个孩子受到了张颖救助。第二日见报，图片说明写的是张颖送孩子出国。这让有关同行感到不快。
缺乏信任和沟通，使得表面上看来的全方位的救助系统，有时显得无力。程国金医生说，按照原来的规矩，艾滋病救助工作主要由当地的疾控中心负责，但张颖在阜阳市杜长平副市长的支持下成立了阜艾协会后，需要扩大救助儿童的人数，他们下去查访情况时，基层的疾控组织不配合，以至于协会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找到并救助了十几个儿童。后来他把阜阳经济开发区100多名儿童介绍过去，孩子人数才开始急剧增加起来。
爱心的关口
类似阜阳市存在的各救助组织之间的矛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楯教授认为是正常的。“在一个允许各种组织同时存在的社会，必然会存在组织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
李楯认为，让各组织协调良性发展，最关键是要保证信息公开和舆论自由，对非政府慈善组织的真正的监管，也要靠信息的透明和舆论形成的制约。“例如有人给某艾滋病救助组织捐了钱，可以通过要求该组织汇报捐款去向以监督使用，救助行为的真伪则靠舆论的监督。渐渐地，靠舆论形成声誉，大家要捐钱的时候，只去找声誉好的组织，这是一种自然的制约作用。”
而在杜聪看来，加强慈善监管才是规范慈善组织活动的根本。在香港，每100个非政府组织，只有五六个能获得“慈善团体”的牌照。英、美等国也几乎维持在此比例。在赋予“慈善团体”向社会募资的特权时，政府必须严格把关，并一直监督。“一个市民向慈善团体捐10元钱时，他是放心的，因为这个组织已经经过政府认证了，政府会监督钱的走向。如果没有把好这道关，难道我们每捐10元钱，都要去查证一番？”
记者采访中，人们表现出一个共同的担忧：任何不利于“阜艾”的指责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对民间艾滋病救助的不信任，受伤害最深的，将是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
无论争议如何，“阜艾”为艾滋孤儿、患儿所做的一些努力不能抹杀。而更多的问题，有待时间的验证，以及有效监督机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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