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因揭露骗局，“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成为被告

　　□高耀洁口述

　　我防艾的这几年，也是和骗子周旋的几年。

　　从1999年8月15日到现在，6年多时间里，我共接到了上万封来信，其中骗子的信有近千封。

　　他们借行医之名，用尽各种伎俩，比如找“名人”题词，胡编乱吹什么祖传“秘方”，宣称自己“已经攻克了艾滋病，自制的药100％有效”，“得了艾滋病后，坐上他发明的椅子，摇几下子就好了”。

　　有一个连行医资格都没有的人却自称“国宝”，说他发明了能治愈艾滋病的药酒，还写信给我，要与我合作“赚大钱”。实际上，喝他药酒的病人反而加速了死亡。

　　我公开揭露他大发“艾滋财”的骗人把戏，他却告我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他败诉后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天天骂我。

　　更令我感到担忧的是这两年新出现了不少“高级骗子”，他们巧妙地设置了种种陷阱，大发“艾滋财”，我竟也上了不少当。

　　说谎谋利的群体

　　他叫老钱，2001年3月，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时认识了他。他有5个孩子，老二、老五和两个侄子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老二和他的侄子已死亡。

　　我很同情他，他是基层村干部，我对他挺信任。他要搞防艾宣传，我就送他很多资料，今年他又说要在村里办图书馆，我又给他不少书。他每次来我也给他些钱，少则50，多则200。

　　2005年春，他来时变样了，有防艾组织资助了他，名片上已印有“某县某乡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字样，后来有村民告诉我：“此人在90年代就是‘黑血站’头目。”

　　后来他来找我，口口声声不要书，只要钱。

　　8月31日，我又接到一封老钱所在大队一个村民的检举信，说老钱利用负责发放国家给村里艾滋病人和艾滋遗孤生活补助的权力，长期从每个人人头上克扣钱，少则10元，多则70元。他有好几个亲属一直冒充艾滋病人领取国家补助。最近他还钱给自己儿子买了个“村主任”的官当。

　　在庞大的撒谎群体中，有公然敲诈来救助他的人上万元的HIV感染者，还有借收养艾滋孤儿骗取社会捐助的收养家庭。有个孩子，我每年都给他寄钱，以为他上了中学，结果发现寄给他的钱都让叔叔领走赌博了。孩子却在河里挖沙，背都驼了。还有个叫高丽的女孩儿，被山东的一对夫妇领养，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没想到领养家庭却把她当成了摇钱树，到了冬天，她每天吃的花费不到4块钱。

　　我已经79岁了，所以在这两年还遇到了不少心怀不轨的“接班人”。他们来信、来电、来人要求“接我的班”，以我的名义成立基金会，接收外来捐款捐物。

　　他们通常这么劝我：“您老年事已高，防艾工作需要年轻人来干，我想本人是最适合人选。”这些人以中医为多，也有政工干部等，但我问他们艾滋疫情和防艾知识，却一无所知。

　　组织性诈骗

　　更高明的陷阱是利用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成立某些组织骗取公众同情，实施诈骗。

　　他是个中年男人，叫张财(化名)，农民出身，90年代初去北京打工，认字不多但人很聪明，他自称是“北京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员，多次打电话向我求助，大谈艾滋病人、孤儿之困苦，要搞援助，并声称在他老家南阳自费建立了一个“关爱中心”，给艾滋病人发放免费药物。

　　我曾赶去他家调查，他家新建了漂亮的四合小院，问他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在哪，他说：“一会儿就来了……”我一直等了一天，也没见一人来张财家。

　　2004年11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北京关心下一代”委员会许多人士，查无此人。

　　近来北京地质大学学生告诉我，张财又跑到北京实施诈骗去了。他在北京房山区租房搞了个所谓的“北京关心下一代青少年健康研究所”，到处募捐，向外国大使馆、各大高校发电子邮件求助。这位大学生说他们很多同学都信以为真，表示同情与支持，甚至把自己吃饭的几块钱也省下来资助他。可到了他所谓的研究所，这位大学生发现房中空空，没有任何防艾宣传品。

　　我要写文章说出真相，有人制止我：“人家知道了，哪还敢给艾滋病事业投钱？”但我不忍心看着这些陷阱蔓延。

　　现在真心为艾滋群体服务的组织也有，可惜在数量上甚至还没那些昧着良心做事的所谓救助组织多。我希望国家能立法保护好的组织，取缔坏的组织。

　　我说过，我自己不搞社团，就一个人做防艾事业。我这么大岁数了，只希望留得清白在人间。

　　“救助艾滋病患者的人也要守法”

　　———访清华大学教授、艾滋病防治问题专家李楯

　　记者：高医生很困惑于她所遭遇的骗局，甚至发出自己还能相信谁的感叹，您怎么看？

　　李楯：高耀洁医生多年来在防治艾滋病第一线工作，我很敬重她。她所遭遇的骗局反映出了目前现实存在的艾滋病问题。与高医生发现的“艾滋陷阱”相对照的结果是，我发现一些早期进入艾滋疫区的组织或个人，有的已经不敢再进去救助了。他们收到过谎报的艾滋病人数字，有的经常碰到当地农民给他们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什么买车找工作啊，终于招架不住了。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民风问题，也不能只归因于贫穷，虽然人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软制约”。除了道德，人的行为还需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艾滋病人、家属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或组织不能游离在法律之外。因此，政府也应该考虑如何行动才能最大限度消除这种现象。我更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去解决好防治艾滋病硬制约层面的问题。

　　比如，我们还未建立全面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在中国仍维持了城乡分治的旧体制格局，而目前的卫生医疗保险只覆盖了全体国民的6％。这是应该持续研究的重大题目，社保的健全是有效抵御艾滋病、减少艾滋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损失的制度性保障。

　　记者：高医生所发现的“艾滋陷阱”中，一部分怀有个人利益目的的人似乎混进了志愿者组织。这种现象是否也属于硬制约因素？

　　李楯：目前由于相应法律缺位，存在的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大多没有注册，属于非法存在，有的只能做工商注册。这种现实容易出现鱼龙混杂。

　　但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公众力量的参与较少是目前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的NGO还处于婴儿时期，公益事业的空间也处于成长过程中。在国外，解决艾滋病问题，各种NGO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即使在泰国，公益空间也比较大。艾滋病问题考验政府的协调能力。在艾滋病防治中，有很多事情要非政府组织去做，比如给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给药物依赖者提供美沙酮和洁净针具。在国外是非政府组织去做，在国内只好由实际由政府办的或少数外国人资助的NGO去做。NGO做了之后实验区效果很好，能不能推广呢？很难———民政局不批准成立组织。

　　记者：您曾经发表过一种观点：现在已经出现了“吃艾滋病饭”的人，该怎么理解？

　　李楯：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外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资金投入到中国艾滋病的防治中去，已经有人担心艾滋病防治会不会像过去几年的世界性“扶贫”一样成为一个“产业”？一些人会不会争吃艾滋病这碗“饭”？艾滋病研究项目不要变成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项目在展开之前并不认真调研过去的资料，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才发现前人早就做过这方面研究。我还参加过一个两天的会，竟花费了几万美元，有必要吗？进一步说，“吃艾滋病饭”并不是不好，但吃了这碗饭要做出贡献来，如果仅仅是消耗了很多资源，没有使真正需要的人———那些感染者、病人和易感人群受益，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让更多的人能分享，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引出很多别的问题。在中国做艾滋病公益项目，也要做到信息公开，由公众参与，看看投入和产出是否相当。

　　记者：从1985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人至今，已过去了正好20年。您怎么评价这20年国家在艾滋病领域的政策变化？

　　李楯：如果我们梳理20年来我国针对艾滋病防控政策的变化，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从在国内发现并承认艾滋病开始，到第二个阶段发现吸毒能传播艾滋病，开始加强禁毒，第三个阶段是发现卖血感染艾滋病，开始清理血站，到最后发展到“四免一关怀”，是个巨大的进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千年国家元首峰会上承诺了8项目标，其中第6项就是关于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的承诺。SARS流行后，政府更加意识到：对于国民的医疗费用，政府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表明我国政府推动职能转换，以人为本，更注重人的健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