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在《活着》这篇小说中，余华传达了一种让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无法反对的根本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于“ 活着”的价值。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长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种高度实用化、物质化的“活着主义”，其关注点完全集中在人的肉体生命的保存上。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实用理性，一直都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而由灾民转变为暴民，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昔日的牙医余华不断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也许是因为过去经常给患者拔牙，他知道怎样才能让读者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余华所编造的种种故事，宛如一本经验丰富的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的状态，生活于其中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余华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事故”来阐释人生的悲剧性，命运无常的叹息却无法让主人公的故事产生真正的悲剧力量。余华并不缺少想象力，他缺少的是关于基本的是非的判断力以及爱与同情。余华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心灵状况，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心灵状况。因此，这些曲折的、热闹的、畅销的故事，从来都跟灵魂无关。在当今的中国，讨论灵魂问题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过于奢侈、过于矫情的“表演”。

　 　余华在其访谈录中多次引用圣经中“窄门”的典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如同耶稣一样是在进窄门。同时，他还宣称这部作品显示出他对这个时代的“正面强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所走的恰恰是一道最为宽阔的门，这是他精心算计之后的选择；他没有与这个时代产生任何的矛盾，甚至在对历史的追溯中亦放弃了最坚硬的那一部分。与之相比，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日瓦戈医生》才是一本关于窄门的、关于灵魂求索的伟大作品。日瓦戈医生是时代的多余人，为捍卫灵魂的独立与崇高，他不惜付出肉体受伤的代价——“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无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这是一名敬虔的信仰者的灵魂告白。在整体优孟化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中，谁能写得出这样掷地有声的句子来呢？

　　贾平凹：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五个病症是：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贾平凹。早在八十年代，贾平凹便以审丑风格的乡村题材小说和伪笔记体散文而著名；九十年代初期，他的一部厚厚的《废都》更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纵欲主义推到了继明代《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与之相似，《废都》也宣泄了一种末世的狂欢——一种成熟到了腐烂地步的文明，像“酱缸”一样败坏了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中国文人是文化衰败过程中最敏锐的感知者，中国文人又最软弱、最虚伪，由于没有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无法承受苦难，便将苦难转移到女人身上。他们通过疯狂地发泄自己的性欲、通过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凌辱，来重新获得所谓的“自信”。

　　　　在《废都》中，“性”变成了文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吟诗作赋、赏玩古董、琴棋书画等等，仅仅是他们分散肉体欲望的其他渠道而已，这些喜好或事业，无法提供出长久的、精神性的满足。惟有女人才能让这些失去了中心位置的文人们获得心理安慰。在《废都》中的每一行文字里，读者都找不到作者对女性的起码的尊重和关爱。书中的女性，要么是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花痴，要么是被强奸之后心甘情愿的顺服者。贾平凹那么兴致勃勃地描写那些变态的性爱过程，真不知道他如何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文学固然不应当成为道德的附庸，但文学也不应当成为道德的敌人。无论如何，对强奸的歌颂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正如研究强奸问题的美国学者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把生殖器作为耀武扬威的武器是男性的一大发现，可列入史前最重大发现之一，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火的发现及粗糙石斧的首次使用。我相信，从史前期到如今，强奸一直发挥着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有意识的威慑功能，通过这种功能，所有男性可令女性望而生畏。”对身体和精神都无比羸弱的中国文人来说，强奸则是他们被权力阉割之后的自我想象。　

　　 　 《废都》曾经遭受过一次查禁，然后得以重新出版，其盗版书也以惊人的数量四处传播。读者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根据书中作者所设置的“以下删去若干字”的方框，玩起了填字游戏。《废都》开启了当代文学中“下半身写作”之先河，让文学作品迅速填补了中国大陆没有成人杂志而造成的市场空缺。《废都》作为一本想象和写实并存之书，仅有的价值便在于，它说出了两句实话——“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或者换用摇滚歌手何勇的歌词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垃圾场”。　　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

　　　　　以上五大症候，已经形成了更为严重的“并发症”，令中国当代文学病入膏肓。即便是华佗转世，亦难以医治。可是，当代文学中的若干当红人物们，个个自我感觉良好，有人不断写作炫耀功成名就的回忆录，宣扬其飞黄腾达的人生哲学，甚至还有人开始营造自己的故居和博物馆。以上所论诸人，钱钟书、余秋雨、王朔、余华、贾平凹等，绝非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他们也无法为这个时代指出一条精神救赎之路。他们的创作不仅没有缓解今日中国的社会危机或者发出一声石破天惊的警示，反倒大大加剧了此种危机。他们是文化颓败的“自由落体运动”中的急先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作家作为一种“职业”的可耻、可悲与可怜。

　　　　今天中国需要的文学，乃是充满大智慧的文学，乃是揭示冷峻真相的文学，乃是传播爱和怜悯的文学，乃是展示灵魂的求索的文学，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方能成为大洪水爆发时候的挪亚方舟，这样的文学方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以及黑暗中的灯塔。文学必须有超越性，文学必须有批判性，文学必须有精神性，文学也必须有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文学家都是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老油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必须成为抵抗黑暗与邪恶的堤坝，而不是与狼共舞的奴才。文学和文学家大都是在与黑暗的抗争的过程中到达了伟大的境界，正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　

　　　黑暗永远是光的敌人，黑暗也将长期存在。文学则是真理的车轮，是光的投射。古往今来，为何那么多人热爱文学？因为文学能给我们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如同星辰，如同炉火，如同谷中的百合花，如同树上的橄榄枝。人类存在一天，文学便将存在一天。是的，“人确实从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的黑暗做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学的‘启蒙’则意味着照亮，意味着给人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我期望着这样的作品的诞生，我期望着这样的作家的出现，我期望着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在堕落中崛起。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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