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大约是1992年夏，我见到了刚刚出狱不久的老包。老包曾向我征询今后发展路向的意见。我希望他能够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开始正常有规律的生活，而放弃流离颠沛的生活。当时，与四人
帮问题有牵连的人已经出狱，许多已经可以接受采访，有的还能以笔名撰文。我预料***这批人的解禁，需要的时间不会比之更长。为此，我向他转达了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期望——重拾自己的专业，回归
学者群体，从长计议。但我也说出了我的忧虑：社会对你的要求，已经由你在89年的角色奠定，如果作这种重新选择，是否会使往日的努力统统白费，而使历史失去一种积累？

在两种意见面前，老包表现出了徘徊。但他考虑的不是社会对他的要求，而是如果自己想回到学者轨道，官方也未必给机会。

事后的情况表明，官方的确没有给这批人机会。而是生存和活动空间被挤得越来越小。老包后来的人生轨迹表明，他依然血性未改，选择了坚持和顽抗。

在2004年老包第一次病危时，我回忆到这个过程曾痛心不已！我知道，在＂坚持＂面前，老包收获了他的＂尊严＂和＂人格＂，但他肯定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作为一个外人，我可能会说，你＂不朽＂
去吧，历史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你的牺牲；但作为他的朋友，总还是希望他活着、健康，乃至于是幸福的。

不论老包是否把我的意见看得重要，当时，面对被数架机器操控，被许多渠道＂五花大绑＂，胸衣开裂、满脸胡子拉碴、眼睛半睁半闭，只有＂壮烈＂二字可以形容的老包，我悔恨不已，痛哭流涕！

四、老包与《******史》

对于自己的＂新生＂，老包不是没有过考虑。他曾对我提出过合作的设想。说自己因身份不便，已经无法公开活动，但他可以给我出主意，联系人，由我出面采访。他还拟定了一些选题，我记得其中第一
个，就是他曾任职其中的民间文化团体——鲁军的＂中国文化书院＂。

出于过份独立的心性，我对这个建议未置可否。那时，他已经写出《未完成的涅盘》，我看了之后，倒是建议他写《八9***史》。我认为他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且人脉广泛，在运动中又处于一个了解
各方面情况的位置。我对他说，您是写这本书的最佳人选。

听了我的建议，老包沉吟良久，最后说，他没有这个考虑。

我当即表示，如果你不写，我就会写。老包回答说：

＂你写。我决不嫉才！＂

就这样，书写《******史》的工作，只在老包一人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起来。对别人，我只说我开始写小说了。事后，老包看了《史》的＂征求意见稿＂，赞扬了它的序言＂写得好＂。并就＂三线计划＂
的问题，与我交换了信息和意见。这一点，我已在《佛之血——八九、***研究文集》中有所交代。

对于那些当时仍深陷囹圄的人，老包是同情的；对于他们的家属，老包也基本上有求必应。但是，老包在做这些的同时，所含蓄表达的一个思想，迄今似乎并未引起注意，那就是，不仅要爱自己的爱人，还要爱别人，爱人民。 我领会，这是对一个在野政治家提出的＂仁＂的期望。

五、援手蒙面人＂政治改革＂计划

大约是在2000年12月，老包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件事想和我商量，问我是否有时间。第二天见面后，他一改往日粗疏大拉，发号施令的口气，严肃而又娓婉地对我说，今天我找你，是想请你参加一件事，但在你同意之前，必须先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问这是谁的活儿；第二，不对任何人说，不论你参加与否。

我答应了以后，老包告诉我，有人想搞一个政治改革设计。他想让我承担＂社会监督＂这方面的设计。我说，第一，我不为当权者谋；第二，如果是与某某某有关的，不管任何事，你都不要找我。老包保证说，与某某某绝无关系。但是否与官方有关，老包没有直接回答，他希望我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经验。

我表示，政治改革是我的毕生追求，社会监督是我的本行，只要能让我直书，我可以承担。但这类设计已经太多了，我不希望在故纸堆里再增加一张＂废纸＂。老包又做工作，说他也是这样想，既然要我们做，就要直书。但骨头是直的，话却可以委婉地说。我们是为历史、为社会谋，不是为哪个人谋，我们只对良心负责。但结果是否能如愿？他不能打包票，他会和有关人士努力争取和协调，但妥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老包长辈的身份，如此苦口婆心，我已经无话可说，就把此事接了过来。我同意后，老包又进一步地谈了应该写那几方面，有些问题如何措辞。譬如，人大的问题，就用＂改进＂一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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