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一飞《是什么让农民工走上绝路？》有感

　　从９９年上网以来，我经常写帖子在各ＢＢＳ灌水。而最近，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什么主帖了，因为觉得对于中国的事情，我已经近于无话可说了。而对外国，我又毫不了解，即使乱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今天，我在《猫眼看人》看到了高一飞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帖子，就产生了在后面跟帖的冲动。这一跟就跟长了点，所以就动了点心思，写下了这个主帖。

　　高一飞的文章我经常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见到，其敢言和敏锐都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却不喜欢这篇发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为什么？就是他太轻易地下了结论。高先生认为，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作手：

　　“一要靠政府部门的主动行政行为，欠薪行为违反劳动法，政府部门有责任主动对欠薪工头进行行政处罚，有钱当老板，就无钱付工资吗？只要政府履行职责，欠薪问题完全能够解决，农民工讨债难，这显然是政府不作为的恶果；
　　二要靠司法机关司法便民、司法为民，欠薪案件往往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如果司法机关降低费用、简化程序、有力执行、热情服务，就能让欠薪者知道欠债难逃，也能给农民工以诉讼的信心；
　　三要靠社会舆论的关注，农民工走上绝路，是走投无路的结果，如有犯罪当然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不去反思社会的责任，而仅仅指责农民工素质太低、不理性，是无耻和冷漠的。”

　　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呼吁道：“要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农民工权利的机制，前提是要关爱弱者、以人为本。”

　　我当然同意讨论农民工的话题，其实我同意讨论任何话题。但是我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类的口号似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有可能不是高先生的，或者也不是《南方都市报》编辑的，而是不得不有的一个文章结论。

　　其实，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写文章是不可以有结论的。因为正确的结论总是无法表达，而表达了的结论总是一贯不正确！因此，文章在中国不可以有结论就成了我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悖论，但中国又有什么不是悖论呢？悖论才符合中国特色嘛。下面就以高先生的话题来验证我的结论正确。

　　关于农民工的权利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权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农民工的人权，也包括许多城市工、富翁、和官员的人权。强者都没有建立起维护自己权利的机制，他又怎么有闲心去关爱弱者，从而建立起维护弱者权利的机制呢？所以，单纯讨论农民问题，多少都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么，怎样才能解决人权问题呢？这就回到了我前面的结论了，即在中国写文章不可以有结论。

　　打住！还是回过头来说高先生的文章。他认为很简单的欠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牵涉到整个市场供应链的支付情况。农民工遇到的是欠薪问题，而农民工的老板大多会遇到欠款问题。在中国，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三角债一直存在。而位于市场供应链高端的大企业、政府都不愿意及时付款。例如，被誉为民族品牌旗帜的Ｈ公司，其付款期就经常长达六个月以上，且还百般刁难盘剥。因此，在其下端的公司必然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你叫它拿什么付给工人？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隐秘，但是很多学者、专家就是看不到。你只要回想一下，过去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就知道了。国有企业当时是通过银行注资来解决了所谓的三角债问题，但这只是解一时燃眉之急的治标。现在，国家已经把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抛给社会了，而欠款问题之本却并没有解决。只是让它变成了民间的问题而已。当然，这时我们的国有银行也不会奉命来解决民间企业的三角债问题了。所以，大家只好按民间的方法来解决，而民间也没有什么象样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这样民间就只好按黑社会的方式来讲数了。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砂。”这是我们过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经常引用的民间俗语，殊不知这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态环境地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拿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老板不欠薪呢？显然，我们没有任何机制。我们只能在道德层面对老板说：“你要有良心！”但是当老板按良心做事反而会吃亏的时候，老板就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在一个逆淘汰的社会里，大家都觉得最需要的是良心。但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里，良心却是愚蠢的代名词。这当然也是一个悖论。也许我前面的结论可以完善一下：就是在中国写文章，不可以有结论，却可以有悖论。

　　关于农民问题，中国有太多学者研究。比如李昌平、温铁军、党国英等等。对于他们关注这个问题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对于他们沉在乡村深入调查的具体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我也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对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我却往往是失望的，进而也开始对他们的大脑失望了。就如高先生一样，他们都希望于“政府部门的主动行政行为”。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真正有能力对人权构成大面积实质伤害的组织正是政府。

　　专家、学者们总认为中国农民是弱势群体，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需要专家、学者去关爱和保护云云。这也是我所不解的，难道你今天替农民呐喊了两句，你就进入了强势群体？所以当学者们喊保护弱势群体时，我头脑里面就会自然地冒出一个问题：谁才是传说中的中国强势群体呢？谁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呢？专家所给出的答案，往往类似阶级斗争似地误导着我们。这也是我对专家失望的另外一个原因。

　　而在我看来，专制社会是无法维护任何人的权利的，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强势群体。

　　
　　因此，在中国讨论保护弱势群体其实是一个无解的话题。因为谁是弱势群体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是属于弱势还是强势群体呢？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让我们明白，弱势群体其实也是一个悖论。为弱势群体呐喊的总经理，并没有因此而进入强势群体，反而进了局子。所以，如果高一飞认为自己是强势群体而有条件关爱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话。那么我就会问：是谁在保护和关爱象高先生这样的强势群体呢？

　　现在，中国的农民问题到底有多糟？我不十分清楚。事实说明，农民还可以忍受。而中国人的忍耐力也是举世闻名的，我们不是向来以能忍辱负重而自豪于世吗？

　　今天的中国学者讨论社会问题，往往以能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名词为时髦。但我认为这并不一定合适，因为我们并没有给这些名词下准确定义的社会环境。这当然是由我们的中国特色所决定的。综观世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世界先进文化还真没有什么好供我们借鉴的。因此用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名词来阐述中国问题要小心。这是我的观点，这也算是我反对全盘西化的一个实证吧。